民先队成立以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民先队成立以后
　　李昌
民先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发动全民族抗战和掌握军事技术。民先队的主力处在华北国防前线，他们深深知道，只拿笔杆子，不拿枪杆子，是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三·三一”以后，民先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式，如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办清寒食堂、扩大民众学校等，而最主要的是抓紧了游击战术训练和政治学习。
最早的游击战术训练，还是秘密进行的。有一次，党组织找到一位打游击有经验的同志，由黄华同志借到燕京大学一位教授家的客厅，开了一天训练班。我当时作了笔记，刊载在民先队报上，供大家学习。但光讲不练，有些抽象；秘密传授，人也太少。到4月28日，就由西郊区队的清华、燕京两个大队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方式生动活泼，效果很好。这是一个新的创造。
5月17日，城里三个区队联合举行军事演习。那天正值大雨，在郊外演习、开会一直搞了六个钟头，大家情绪反而更加高涨。这种行军演习，以后常常举行，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除了军事项目外，还有文娱表演、工作研究和时事问题讨论等。当时救亡歌曲和街头剧教育作用很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荣千祥（高棠）同志的国难大戏，大家尤其爱听。那时参加演习的还有队外的同学，每演习一次，就发展一批民先队员。到了暑假，民先总队部积极筹备夏令营，7月10日开始在西山老虎洞办第一期，一百六十多人参加，搞了七天，很成功。接着办第二期，参加的更多了，有二百二十多人。夏令营虽然由于军警、汉奸的造谣陷害，终于被迫停止，但事隔二十多年，很多参加过的同志对当年老虎洞的活动，还不胜神往！有一段文字，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雨过天晴了，雄伟的西山，幽静的老虎洞，潺潺的流水，血红的野花，都在欢迎着集体生活的运动。于是山顶上是人们，山谷里是歌声，白天里是行军、演习野战，黑夜里是对各种问题的论战。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主义毁灭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亲爱，而且共同学习。……但最令人不忘的还是一个天黑如漆的夜袭，当在荆棘窝里匍匐前进时，忽然发现了敌人。想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就要对准开枪了（拍手代替），心虽然强烈的跳动着，还是警惕自己，不要太过于兴奋。”
为了加强军事训练，民先总队部设有武装部，由杨雨民同志负责。秋后，北平市委又特地介绍了袁也烈和朱明同志当军事教官。军事演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钓鱼台和西山是经常演习的地方。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队伍化整为零，分进合击，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不大管了。这种游击战术的训练，不仅对当时的游行示威很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大批民先队员抗战后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争。
组织政治学习是民先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实际斗争的开展，遇到的问题日益增多和日趋复杂，队员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兴趣也愈浓厚。当时民先总队部推荐了一些书目，如《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萍踪寄语》、《母亲》（高尔基著）、《铁流》、《毁灭》等。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写的文章是不合法的，只内部流传不公开；有些学校的民先队办有流通图书馆，队员们可以借阅到。学习的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收效最大的，是推动大家结合实际工作读了一些书。
为了指导工作和推动队员的学习，总队部还办有不定期的机关报。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完全靠募捐维持；由于没有固定的印刷地方，就印一期，算一期；因而机关报的出版，时断时续。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检查没收，先后用过《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间》、《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生活》等名称。编辑也由很多人轮流，如顾德欢、杨述等同志，都编过队报。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在繁重的组织工作中，还能用更大一些力量，从事思想理论工作，可能在推动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方面收到更大的效果。
“三·三一”到“一二·一二”这段时间内，由于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开展群众化的以游击战术训练为中心的多样性的活动，民先队也就一天天壮大起来。刚成立时队员不过三百人左右，经过“三·三一”的挫折，到5月底达到六百多人，6月就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在民先队的发展中，如何正确对待其他的救亡青年组织，清华民先大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一二·九”、“一二·一六”之后，清华有十几位同学本着爱国热情，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队，一方面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宣传，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到浦口以后，他们被押解回来了。接着，就以自行车队为基础，在清华组织了一个救亡团。这样，一个时期内，清华的民先队、救亡团和国民党学生组织的护校团，几乎是鼎足而立。我们认为，救亡团的主要领导人陈元（清华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虽然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但是救亡团的团员，特别是自行车队的队员，联系广大中间同学，爱国热情很高，在实际斗争中政治上进步很快，必须主动积极地团结和影响他们。因此，我们对救亡团采取诚恳合作的方针，而对团员则团结争取，对他们如对民先队员一样看待。这样，到“一二·一二”前夕，救亡团从团员到领导，基本上都加入到民先队里来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如沈海清、郭见恩、刘毓珩、高宝琦等同志，后来都先后参加了党。这也就是说，通过团结救亡团团员，我们也把广大中间同学团结在民先队周围，右派更加孤立了。
　〔本文是《“一二·九”回忆录》中《回忆民先 队》里的一段，题目是编者所加。这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