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森12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史蒂文森12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美国代表史蒂文森12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所作的发言，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诬蔑和攻击。对此，本报昨日发表的观察家评论，已予以驳斥。他的这个发言的主要内容，本报在12月4日曾作报道，现在再将这个发言的全文发表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大会面临的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大家庭正在重新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的时代。这个理想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大家庭：它摆脱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战争威胁，本着彼此具有同等尊严和互相容忍的精神共同采取行动来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本大会以它的辉煌的多样性，是那种崇高理想的具体象征和实际体现——不论它还多么不完善。
在力求实现那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将具有重大的后果。因为所牵涉到的不仅是某些代表团地位的问题。所牵涉到的不仅是纪录或反映关于力量的现存事实的问题。的确，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由于历史悲剧被迫脱离自己的传统、甚至被引导同国际大家庭作战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希望同他们自己和同世界上其他的人和平和容忍地相处的愿望。
这个问题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过去十二年中，自从共产党军队征服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把政府迁往台北以来，国际大家庭就一直面临着一整串非常令人烦恼的问题。其中大多数问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朝鲜、对在岛屿避难所上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对南亚和东南亚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而产生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采取这些侵略行动、十二年来一直继续粗暴地蔑视联合国原则和大会决议、对守法的会员国要求采取节制态度的呼吁充耳不闻的那个当局——就是这个好战的当局宣称有权占据这里的中国席位，并要求我们把中华民国的代表逐出联合国。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道义意义由于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重大了，这个事实就是：自从联合国在1945年创建以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直由它的代表卓越地占有着，由一个守法政府的代表占有着，这个政府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在联合国中很好地、忠诚地履行它的职责，对这个政府没有理由表示严重的不满，更不用说驱逐了。
美国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联合国如果屈从一个富有侵略性的不肯改过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在联合国中取代中华民国的要求的话，那就会犯下一个可悲的、也许是无可挽回的错误。我知道有时人们指责我们“不现实”——甚至说我们“无视六亿人民的存在”。
这是一个奇怪的指责。我国的士兵曾经同联合国的其他士兵一道，在朝鲜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支庞大的侵略军打了将近三年的仗。我国的谈判代表在板门店、日内瓦、华沙尽了最大的努力同北京的代表进行了将近十年的谈判。
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我认为更加有理由说，如果大会屈从北京提出的把中华民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的要求的话，那将是危险的不现实的做法；那就是无视统治着六亿人民、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奉为信条、并且拒绝放弃使用武力的统治者的好战性质和侵略行为。
主席先生，为了从正确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背景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出现全面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我们还不能够清楚地看到结局如何。古典的帝国的时代正在异常迅速地结束。联合国会员国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联合国成立后获得独立的。今天，它们同所有其他自由的、有抱负的国家一道，正在发展它们的经济和训练它们的人民，使它们的独立趋于完善。它们已经在国际大家庭里以及这个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在这样大的规模上一个帝国制度宣告结束，其结果不是发生狂暴的动乱，或者另外一个帝国继之而起，而是新的独立国家以大部分是和平的方式兴起，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平等的成员。
这个大家庭在传统和态度方面是这样的多种多样；今天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小、这样紧密地合在一起；我们是这样地彼此需要——而战争的后果又是这样的可怕——因此我们所有派代表聚集在这个大会厅里的国家都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决心，像宪章上所说的那样，“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因为除非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否则就不可能再有独立，而没有容忍就不可能有大家庭。
我们时代的伟大的革命性变化之一是：发生了一场给人们带来了解放和希望的引人注目的革命。但是这个世纪也产生了一些比较不祥的革命，这是对旧的不正义的状况的反应和世界大战的混乱现象造成的。这些运动产生了一批黩武的国家这样一种灾害，这是我们时代的祸患。这些政权的特征不是民主，而是独裁；它们所关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权力；所关心的不是取得人民的同意而是控制人民；不是容忍和和解，而是仇恨、虚伪，和无休止的斗争。尽管它们的名目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却是它们的基本特性。
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像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中国那样，使这些特性达到如此的极端，或是达到如此大的规模。那个政权试图通过恫吓、饥饿和连续不断的鼓动——并通过甚至与它结盟的共产党国家都以厌恶的眼光看待的一种所谓“公社”制度——把一种光辉灿烂的和生气勃勃的文明降为一种实行军事划一化和服从于铁的纪律的文化。那里日日夜夜利用标语、扩音器和公开的大声疾呼的演说，提醒人民注意他们应当仇恨外国敌人。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领域内表现出同样的狂妄自大、用强行组织化的方式进行侵略的特性。在他们对朝鲜的入侵结束之后，许多人本来希望，他们会从此放弃征服外国的念头，相反地，他们却赞助和支持使北越共产主义化；他们重新对台湾进行好战的威胁；发动了结束西藏自治的武装征服运动；而且他们沿着他们整个南部边境推进到新的领土。到今天为止，他们一直以一种令人回想起中国早期的专制帝王的方式推行所有这些政策，此外，他们还试图利用侨居国外的千百万中国人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效劳。
事实上，中国的这些现代帝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帝王祖先的梦想所能及的程度。目前在共产党中国有若干游击战训练中心，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年人正在接受从事阴谋破坏和游击战术的训练，以备他日在他们本国之用。因此，毛泽东的“在农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此语未查明出处，是自译的——编者注）的战略，已成为共产党中国对全世界的主要输出之一——而不再是一种“无形输出”了。
我们拥有关于某些这样的活动的确实情报。例如，我们有去年从喀麦隆共和国秘密到中国大陆去的六名喀麦隆共和国青年的证词。他们在6月9日抵达中国，8月30日离开。在那个期间，他们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军事学院中听一些讲法语的教官对他们讲授十星期的课程。根据那些人带回国的讲义摘要，这个教育机构的课程包括如下的项目：
正确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
策划破坏活动。
如何用爆炸物破坏房屋、铁路、桥梁、坦克、大炮、卡车、牵引车等。
用易得的材料制造爆炸物。
制造和使用地雷和手榴弹。
使用半自动步枪和卡宾枪。
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伏击；攻击交通线。
下列名目的政治课：“人民的战争”、“党”、“统一战线”，当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只是纸老虎。”
顺带提一下，这是对喀麦隆人进行作战训练的一连串训练班中的第四班，训练他们作战不是为了推翻欧洲殖民统治者（因为他们的统治已经结束），而是为了推翻他们自己的非洲主权政府。
这样一种喜欢侵略性的暴力、喜欢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性的干涉的癖好是违反文明世界的一切准则的；但这与北京统治者的观点和目标是相合的。正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二十多年前把他的世界观归纳为这样一些话：“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又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知道这种暴力的教条已经被发展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在1958年对他的人民的一次讲话中引述“中国领导人”以显然是洋洋自得的态度所说的一段话：“任何可能的战争……总会仍然剩下三亿人，那就是说，会有三亿人死去，会有三亿人留下来……”
在一个全世界通情达理的人一想到核战争就感到恐惧和厌恶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家却与众不同地大吹大擂说，在这样一次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胜利的人民将会以极为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为自己创造出真正美好的将来。”
事实上，就三个月以前，这些中国共产党领袖还正式发表声明，欢迎苏联恢复核试验，说这是“对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有力鼓舞”。看来他们对世界和平的概念是多么奇怪！
由于有这样一种纪录，有这样一种信奉暴力和热狂行动的哲学，无怪乎这个政权在十二年以后仍然与世界上几乎三分之二的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人们不禁怀疑，这样一个掠夺成性的政权的代表在我们联合国的各个委员会内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危险问题能作出什么贡献。
主席先生，我认为这些事实足以表明，共产党中国跟我们的宪章所体现的、这个国际大家庭正在争取实现的进步和和平的方式有着多么显著的距离。按照它目前的精神状态，它是对人类争取以自己的方式改善命运的斗争的一个巨大和残暴的威胁——而且甚至也许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的残暴的威胁。它的巨大的力量，它的肆无忌惮的野心，它不关心人类珍视的事物的态度，这一切使它成为世界的重大问题。
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特别是联合国能够作些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世世代代存在的问题。那些珍视容忍和谦和的人，那些自己的信念要他们“以德报怨”的人怎么能，他们怎么能对狂妄自大的人，贪得无厌的人，极端不容忍的人作出公正的答复呢？如果以同样的不容忍的态度来回答，那将违背我们自己抱有的人类珍视的概念。但是如果以软弱的屈服态度或用硬说坏的并不是真正坏的这一方便的办法来回答，这将违背和平世界的前途所系的那些体制。
有一些人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是非法的、侵略性的，但是他们认为能设法容纳这个肆无忌惮的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置于这个国际大家庭的监督或者至少是影响之下。他们认为，让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对我们说，通过这个步骤，联合国中的思想和利益的相互作用迟早会使这些近代帝国缔造者放弃他们的好战行径，并使他们自己适应法治和国际礼仪。
这是一种认真的看法，我打算认真地谈谈这种看法。当然，我们决不可放弃把那怕是最顽固的敌手争取过来的希望。
但是严肃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不得不抑制我们的主观想法。有四个主要理由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我极为热切地要求大会非常仔细地考虑这些理由。因为这可能关系到联合国的整个前途。
我的第一点理由是，所主张采取的步骤一旦采取以后是无可改变的。我们不能先试试看、如果行不通的话再放弃。鉴于根据宪章把一国驱逐出去是异常困难的，我们必须设想，北京代表们一旦置身于我们之中，无论是好是坏都将一直呆下去。
第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个喜欢发表像北京政权所发表的那种激烈言论和采取它所采取的那种残酷行动的国家，远不会由于它在联合国中的体验而改过自新，相反，它得到接纳会鼓励它更加猖狂地利用威胁和阴谋手段，在联合国历史上这一危急时刻对这个组织施加一种具有极大的分裂作用和瓦解人心的作用的影响。
第三，在它继续违反和蔑视宪章原则的情况下把它接纳进来，可能严重动摇公众对联合国的信心——我可以肯定对你们说，在美国人民当中一定会造成这种情况，单单这一点就会大大削弱这个组织。
起码的审慎态度要求大会充分考虑这样一点：没有迹象或纪录表明共产党中国的统治者打算采取与宪章一致的行动方针。事实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北京当局所表现的只有对联合国的蔑视。他们竭力贬低联合国和侮辱它的会员国。他们拒绝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他们继续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看来甚至同苏联都处得不是很好。
第四，主席先生，让我特别强调地提请诸位代表注意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提出的、要求在他们愿意接受联合国席位之前必须实现的几个明确的条件。我援引他们的总理周恩来的话，他说：
“联合国必须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去，并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否则中国不可能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有两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第一个是要我们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第二个是“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关于这一点，从北京所一贯坚持的要求来看，只可能有一个意思：联合国应当默然同意共产党中国征服台湾以及住在那里的一千一百万人民、从而推翻和废除独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一阴谋。
这些要求的厚颜无耻的程度是惊人的。要求我们加以驱逐的、要求我们同意其被征服和推翻的那个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它在这个组织中的权利从1945年制订和实施宪章之时起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现在。
主席先生，中华民国是本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中华民国的席位并不是无人占据的；这个席位目前是、而且应当继续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能干的代表所占有的。
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被人用武力强行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夺走，从而使得它实际上控制的区域地方大为缩小，这一事实一点也不能证明把他们驱逐出去是正当的，并且也不能改变这个政府的合法权利。
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上的权力伸展到整个中国领土。它的实际管辖权达到一万四千多平方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大于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塞浦路斯、萨尔瓦多、海地、以色列、黎巴嫩或卢森堡的领土，它们全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它的管辖权下有一千一百万人民，也就是说，比六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领土上的人民都多。换句话说，它的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目前在这里有代表的三分之二的政府合法管辖的人民都多。在它的管辖下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在所有亚洲国家中属于最高者之列，而且比大陆上普遍的悲惨的生活水平高得无可比拟。中华民国政府采取的进步的农业政策，以及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取得的进步，同北京的统治者采取的政策适成尖锐对比，在北京统治者的统治下，大陆人民的不幸遭遇无非是压迫、公社、饥荒和残酷。
所有在联合国中跟中华民国代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们高尚的行为标准、他们始终具有的尊严和礼貌、他们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地献身于我们的组织的原则和一心谋求这个组织得到成就的精神。
因此驱逐中华民国的想法是荒谬的、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对于北京提出的另一个条件——联合国站在一边让他们征服台湾和生活在那里的一千一百万人民——又怎么说呢？实际上，北京是要求联合国事先认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看到的最大规模的使用武力的行动。当然，联合国决不会这样使自己陷于愚蠢的境地。
我们面对的问题包含这样一个问题——联合国把中华民国逐出这个组织以便让位给一个看来贪得无厌的政权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打算抛弃宪章中关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必须是爱好和平的这一规定，并默然同意对那些仍然自由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进行的侵略性的、血腥的战争。苏联的建议将会是怎样一个招致侵略的建议——这对联合国的声誉又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真诚地认为，今天要认真地谈论“让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可以采取这种步骤的基础。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做的是恰好相反的事情：我们必须设法使联合国——它的法律和精神——回到中国整个领土。
问题的根源在于、从一开始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敌对的、麻木不仁的、看来是顽固不化的头脑。让那些主张接纳北京的会员国设法对它的统治者施加他们能够施加的任何宽厚的影响，希望说服他们接受国际大家庭的行为标准。让那些统治者响应这些呼吁，让他们不再设法把他们的要求强加于这个组织；让他们停止他们的直接和间接的侵略行动以及他们的侵略威胁；让他们表明他们是尊重他人的权利的；让他们认识和接受他们的邻国的独立及其文化和制度的多样性。
因此，主席先生，让大会宣布中国代表权这个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让我们重申大会在十年前采取的态度，就是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考虑”。
亚洲的和平和前途所系的这个问题不只是北京的代表是否应该在大会中占有地位的问题。更为深刻的方面是，是否应该让以和平与容忍为普遍的宗旨的联合国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今天，北京的统治者仍在重复毛泽东的一项铁的原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人们遵循这项原则的话，联合国就根本不会建立，这个世界早就布满放射性的尘埃了。这是一个陈旧过时的原则，越早放弃这个原则，越早允许全中国人民恢复他们的传统的和平政策，世界的日子也就越好过了。
美国将投票反对苏联的提案，并且将全力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继续参加联合国。
今年联合国面前剩下的问题没有一个会对这个组织的前途产生关系如此重大的后果。任何改变目前状况的做法将会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用解释的。因此，美国今天同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团一起提出一项提案，这项提案规定，大会将断定，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将根据宪章被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很难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待这一建议。我们相信，大会将一致赞同这项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