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十二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五个十二年
周信芳
我这六十年演剧生活，经历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经历了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我之所以能够走对了路，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也是革命使然，一句话：是党和人民的培养。我感到在六十年的演剧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光是解放后的十二年，在这以前，恰巧还有四个十二年，那都是在苦难的旧社会里。这五个十二年，我想了一下，体会到，在继承传统戏曲与发扬传统戏曲的工作上，是“推陈出新”里的一个“新”字。我们搞戏的有句老话，叫做：“一招鲜走遍天”。所谓“一招鲜”，也就是说要找新东西的意思。因而我把这五个十二年，分为五个时期，这种分法不一定科学，也不一定恰当，但也许能说明一些肤浅体会。
1901—1913年，头一个十二年。从我七岁上台演戏算起，那时正当辛亥革命前夜，国家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在清廷的统治下，蒙受着重重灾难和耻辱。我在流浪中开始了演剧生活，那时当然还谈不到什么新思想，只是如饥如渴地向老先生们学传统戏，但是在天津也看到过金月梅演的时事新戏，开始接触到新的东西，这个时期，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戏，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在到处探索新的东西，我把它叫做“探新时期”。
1913—1925年，第二个十二年，辛亥革命以后，许多进步艺人像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刘艺舟等参加了革命运动，他们不满当时的清廷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演出了很多讽喻现实的新戏如《新茶花》等等。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处处求新，演出了《宋教仁》。在“五四”运动前后我受到进步影响，演出了《学拳打金刚》，后来参加“南国社”，我和话剧界的进步朋友接触更多，受了田汉、欧阳予倩等很多影响。这个时期，我把它叫做“求新时期”。
1925—1937年，第三个十二年，是民族苦难深重的年月，“九一八”，“一二八”，这些沉痛的日子，激励着人们的爱国心和斗争意志。这时我开始写《史可法》、《文天祥》，演出了《洪承畴》，企图以这些新戏来打击汉奸卖国贼，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这个时期，受到党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间接影响，我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自己开始编戏，我把它叫做“创新时期”。
1937—1949年，第四个十二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前期，上海沦为孤岛，落在敌伪控制之下。记得当田汉同志等撤离上海前，在卡尔登戏院开会。他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留在上海，都要战斗，决不做亡国奴！当时我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后来，演出了《徽钦二帝》。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不能经常演出，但是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艺友座谈会”，反内战签名运动和反艺员登记斗争。这时，对于革命，对于革命的文艺，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样运用传统戏曲这个武器来作战，也有了较多的方法。这个时期，跟革命艺术家的接触更多了，受党的影响更多了，对革命的要求更自觉些了，我把它叫做“革新时期”。
1949—1961年，第五个十二年，是在解放以后，这十二年，祖国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对我来说，在党的直接领导、培养下，一切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编演了《闯王进京》、《秦香莲》等新戏，同时还整理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并且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演出，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我们的国家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了富强康乐的新国家，我个人，也参加了党的队伍，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解放以来，由于到各地巡回演出，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鼓舞，我也觉得工作越干越有劲，又编演了《义责王魁》、《海瑞上疏》等新戏。这十二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四个十二年。这个时期，不仅我的戏更新，我人也更新了，我把它叫做“更新时期”。
回顾六十年演剧生活，在尽力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戏曲传统艺术上，严格说起来，都是在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这五个新是分不开的。六十年来，我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发展上尽管时高时低，紧一阵，慢一阵，但在党和人民的推动鼓励之下，才懂得五个新的意义，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其次，要感谢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优秀的戏曲传统，感谢前辈和同辈的师友们。剧种不是凭空产生的，以京剧来说，就是集昆剧、徽剧、汉剧、梆子之大成，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许多艺术流派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一股水，不能成为大海。至于我个人，也是由于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夏氏弟兄，潘月樵诸位前辈的熏陶，启发，又由于观摩学习了本剧种各个行当的长处，以及各个兄弟剧种的长处，我才能取得这点微小成绩。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将近三百个剧种的戏剧大家庭里，许多古老的剧种得到了新生，许多剧种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许多新剧种走上了舞台，各种流派也都受到重视和发扬。在解放前，“同行是冤家”，剧种、流派之间，往往门户之见很深；而现在，大家打破了门户之见，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在解放前，多少好角儿被埋没，被催残，而现在，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就说梅兰芳同志，他虽然与世长辞，他的艺术却受到党和人民的十分重视，用各种方法来保留继承，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有限，但是祖国的艺术和社会主义艺术是光辉灿烂，永远长青的。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整整一代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了，而且成长得很快，他们的前程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这都要感谢党的文艺政策，感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党和人民对于我这样关怀，照顾，而我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愧无建树，益增惶恐。在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大好形势对于戏剧工作者的要求必定愈来愈高，而我对于新事物，还有很多不懂得，因此我还要求知，还要争取多学习，多为人民做一些事，还要继续挖掘整理传统戏曲和努力革新创造，再搞一些新戏。
这次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我举行我的演剧生活六十年的纪念演出，像这样的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应该归于党和人民，归于全体戏剧工作者。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用更大的成绩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哺育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