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一与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杂谈一与二
沙英
“一”与“二”，是最简单的字，也是最小的数，这是谁都知道的，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如果思索一下与这两个字有关的一些话和问题，也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思想方法有所启发。
“一心一意”闹革命，“同党一条心”，“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一盘棋”，“团结一致”……你看，这个“一”字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一”字，当一的不一，闹革命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同党不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或者两条心，那总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迟早要暴露自己的面目。如果不是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同群众散成两片，只知站在群众的头上发号施令，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愿意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愿意在必要时等待群众；或者一味迁就群众，对群众不宣传、不教育，缩手缩脚，放弃领导，成了尾巴主义，那总是不受群众欢迎的人，不可能把革命工作搞好的。如果不坚持“全国一盘棋”，没有全局观点，没有全国范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没有分工合作、相互的协作和支援，不能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统一的安排，而是过分分散，各自为政，以邻为壑［huò］，互不支援，只顾部分，不顾整体，那是无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任何事情也搞不好的。如果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不坚持团结一致，同德同心地做好工作，而是涣散团结，离心离德，瓦解斗志，为革命制造困难，那只有使同志感到痛心，使敌人感到高兴而已。
掌握“两点论”，坚持“两条腿走路”，对敌人要有“两手”，……两和二是同义，这又说明“二”字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二”字，当二的不二，譬如说，不掌握“两点论”，而是“一点论”，忘记了“真理是全面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就是片面性和绝对化。如果听意见不是用两只耳朵听，而是用一只耳朵听，那就不能“兼听则明”，而是“偏听则暗”。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包括一整套“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如果我们不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是用一条腿或一条半腿走路，跛［bǒ］足前进，结果那就不能多快好省，而必然是少慢差费。如果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是用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用一手去对抗敌人的两手，那就容易为敌人的阴谋所欺骗，麻痹了自己，放松了警惕，丧失主动，最后使革命遭受祸害。
由此看来，借着“一”与“二”的线索，打开脑筋的机器，思考一些问题，从而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端正思想方法——为党为国，忠心不二，坚持团结一致，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一心一意做革命工作；并且掌握“两点论”，全面地看问题，善于用“两条腿走路”，善于运用“革命的两手”，……这难道不是很有益处的吗？
一与二，是表示次序的先后和分量的轻重。通常，次序的排列，问题的论述，都有先后的区别，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等等。当然，有些次序的排列是有偶然性的，第一和第二、第三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面，次序的排列不是随便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论者，认为只有先建成社会主义然后才能建设共产主义，既不会混淆两个阶段，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我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们只有经过革命和建设，富强起来，文化发展了，这才能改变“穷”和“白”的状况。我国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安排，说明三者的地位是有差别的，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次序颠倒，而必须是一农业、二轻工业、三重工业。我们不论演讲、作文和写书，总有章节、段落和层次，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区别，这要根据分量的轻重和逻辑系统来确定；否则，一二三四，随便排列，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主次、重轻、急缓、先后的不同，也要排一下第一、第二、第三，等等，从而把第一位的工作当作重心，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另外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拣起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工作，使十个指头有节奏地动作，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道理，成天忙忙乱乱，不知第一、第二，不分轻重缓急；或者有纲无目，“纲举”不能“目张”，形成“单打一”；或者有目无纲，齐头并进，百废俱兴，形成平均主义，结果是一样也做不好。
由此看来，不论工作和学习，在我们面临的大量的复杂问题的情况下面，一定要具体分析，加强计划性，将第一、第二、第三的次序，作全面安排，既抓住重点，又照顾一般，纲举目张，协调地前进，那就会更有成效。
小孩子最先学习知识，常常扳着指头，从一二三学识数。如果注意这样的小事情，也能启发我们的思想。一与二，或者二与三，是表示数目的大小和数量的关系。我们观察任何事物，不能不注意数目的大小及数量的关系和界限。
一与二是最小的数，一与二的增减，有时微不足道，只表示事物发展的渐进性，而并不影响事物质的变化，不必斤斤计较。但是量的变化到一定程度，哪怕是微小的增减，就会引起飞跃、质变、渐进过程的中断。“海有边，江有底”，任何事物都有量的规定性，都有一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就发生质的变化。列宁说过，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哪怕是在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那就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国有两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有些微小的差别，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化学元素，由于原子核所带阳电荷在数量上的差别，就要引起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氢原子核的阳电荷是一，氦是二，锂是三，铍是四，等等。在某些会议上进行表决时，有时由于一票之多数，即通过一个决议而否定另外一些意见。在体育比赛时，有时由于一二分的差别，即有冠军、亚军之分。我们吃饭总要一口一口地吃，走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也要一件一件地做。有人看不起点点滴滴的工作，满足于“大呼笼”；其实，点点滴滴的工作是不可轻视的，“滴水穿石”，“集腋成裘”，社会主义大厦是由于集中许多的一砖一瓦而建筑起来的。学问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荀子在《劝学篇》中，曾把这种积累过程生动地比之为“积土成山”和“积水成渊”。这是说，积累过程经过一个由少到多的量变，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就会出现伟大的质变。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事物，都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趋向：缓慢的进化和迅速的飞跃，发展过程是从缓慢的量变到根本的质变的转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量与质的统一。我们既要把握事物的数量，又要把握事物的质量。例如工业的发展，我们不仅要注意产品的数量，而且要注意增加产品的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在研究量的方面时不可忽视事物的质的方面，必须把量的关系和质的特点看成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一”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数，但同时它本身又包含有多样性，例如它是整个正负数数系中的基数，它表示任何数的零次方，代表分子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如此等等。这是从数学方面来看的。如果从哲学方面看来，可以形象地说：一中是包含着二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每一现象，都是一个统一体，它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互相排斥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正是矛盾着的两方面又统一，又斗争，才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叫同一性、统一性或一致性。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他又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哲学笔记》）
任何一种生产，一种生产方式，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产力，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我们要想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平衡与不平衡两个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有的快，有的慢，总是不平衡的；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又经常要求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就是要研究新的矛盾和新的情况，加以调整，建立新的更高级的平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内部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主，一个方面是集中。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工农联盟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它的两个方面。这两个阶级虽然也有矛盾，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进行着共同的斗争。现在，这两个阶级，正在相互支援，城乡协作，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观察任何一个事物、现象和过程，都要应用这个规律。处理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要如此。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反对党八股》）
由此看来，当我们观察任何一个事物和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它看成“铁板一块”，不加分析，而应当看到它内部的矛盾，看到矛盾的两方面。究竟两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各占什么地位，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两方面是怎样联系和怎样斗争的，两方面又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等等。上面所谈的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事物内部的矛盾是逐渐暴露的，当新事物刚一出现的时候，它的矛盾并不是怎样显著的，不易察觉的，这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政治上的敏感。我们对待任何一个事物，不仅对它的环境和外部条件要进行调查研究，而更重要的是深入到事物里面去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认识它的本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对待问题，忌带表面性。什么叫表面性？毛泽东同志说：“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矛盾论》）
总之，辩证法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发展规律。当然，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是一回事，一个人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它、承认它又是一回事；同时承认它是一回事，能否应用它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因此，毛泽东同志常常要我们学点哲学。如果我们能学点唯物论，学点辩证法，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去观察和分析事物，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那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极大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