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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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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上饶五府山垦殖场　郑绍祥
上山四年来我曾住过四种不同的房子。
记得刚进山那年，为了不打扰群众，我们住在老乡的房檐下，席地而铺。山区严寒的北风阵阵吹来，往往把人半夜冻醒。总场党委书记侯光旭同志说：“这里老苏区被国民党烧掉许多房子，建设山区是百年大计，得安个家。”他指着一处荒坡：“就在这个地方盖一座房子。”于是，进山头一个战役就是基本建设。
时值数九寒天，雪花纷纷，我们穿着球鞋，爬一步跌一步地上山去砍毛竹。一刀砍下去，停留在竹叶上的积雪落在脖子里，溶成雪水，冰凉地流进背脊，使人感到像一把锋利的冰刀插在身上。下山的时候，每个同志手上扶着根拐杖，在冰冻如镜的山路上匍匐［pú-fú］地走着，不小心摔了跤，连人带竹一滑就是几丈远。同志们风趣地说：“看，又在坐汽车了。”毛竹砍完后，接着就是割芭茅，盖屋顶。芭茅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长长的叶瓣快如利刀，经常把我们的手割成一道又一道血痕。同志们给他取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吃酸辣汤”，比如说，“张三某人今天吃酸辣汤”，那么张三今天一定就是被芭茅割破手了。就在这年冬天，我们战胜了严寒和困苦，第一次住上了自己盖的房子——其实倒不如说是草篷，安上了建设者们的家。虽然是草篷，但比起睡屋檐来是舒服温暖得多了。
第二年春天，总场批准我们盖瓦房。同志们听了这消息，一个个手舞足蹈起来。但是瓦呢？木材呢？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一把柴刀，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没有，自己动手干嘛！生产队队部研究了一下，分成两批人马：一批上山砍树，一批着手建窑烧瓦。我是被分在砍树那批的。为了保护近山资源，我们天蒙蒙亮起床，带着中午吃的饭盒子，远征高山砍树去了。那里山高雾重，春冬两季，十步不见人。春天的山区，气候又是那么地变化多端，一忽儿大好晴天，一忽儿又是倾盆大雨。但是，大雨怎能扑灭建设者们炽热的干劲，几乎每天都浑身湿淋淋地回来，晚上燃起一堆篝火，把淋湿的衣服烤干，第二天照样出勤。当地的群众说：“这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后生，不怕天不怕地的小老虎。”这样干呀干呀干了一个多月，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下火线。我们砍木头都要爬过磨盘岭。磨盘岭，壁陡壁陡的，没有平路，也没有一块桌面大的歇气的地方，扛一根木头，胸部要挺直，头要低着看路，如果你麻痹大意摔下去，管保你一落千丈，粉身碎骨。这真是骑虎难下。扛到岭脚下，人已累得呼呼喘气，豆大的汗珠在脸上滚个不停。在歇气的时候，我故意问老孙：“你说苦吗？”他摇摇头，说：“建设山区嘛，这点苦算什么，比起红军长征，差得远呢！”他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老孙啊，是个刚刚跨出学校的青年，本来是块未经冶炼的生铁，在劳动锻炼的熔炉中，他变成一块坚钢了。木材砍完了，我们就“转业”当基本建设工人，打地基、剥树皮……木匠活，石匠活样样都干。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动，我们又迁居——住上了用自己汗水浇出来的瓦房。
以后，随着垦殖场的日益巩固、壮大，我们造起了钢筋水泥的楼房。当我住在这个宽大的、明窗净椅的楼房里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了过去的生活，这由睡房檐——草篷——瓦屋——楼房的生活啊！但我又警惕自己：也不要忘记那睡房檐、住草篷的生活啊！过去，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我们无数的革命老前辈，甚至连屋檐、草篷都住不上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