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鲜艳的“红梅”——从《红梅记》的改编，谈到昆曲《李慧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朵鲜艳的“红梅”
——从《红梅记》的改编，谈到昆曲《李慧娘》
陶君起　李大珂
明人周朝俊（夷玉）所著的传奇《红梅记》，在我国十六世纪末叶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具有一定成就的作品。可是在过去的文学史和戏曲史上，对于这部作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与过去有些戏曲研究者没有条件读到这部作品的完整版本，不无关系。近年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出版，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作品的全貌。可是有的同志仍然对这部作品的价值，估计不足。如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认为“《李慧娘》本来是一个很凄艳动人的故事，而周朝俊的《红梅记》写的却并不太高明，戏剧结构既不谨严，文采也有限，其中封建糟粕又太多……”云云。我们觉得，周朝俊原本结构的确是较松，但若认为“其中封建糟粕太多”，则还可以商榷。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戏曲剧种里，几乎都有这个剧目，有的改名《红梅阁》，有的改名《游西湖》，过去戏曲汇集如《缀［zhuì］白裘》、《集成曲谱》中，也曾选有《红梅记》部分精彩的单出，可见，这部作品在广大群众中间是一直传唱不衰的，这原因恐怕就不是十分偶然的了。
周朝俊的《红梅记》原本共有三十四出，戏剧情节主要线索有三：其一是南宋末年太学生与奸相贾似道的政治斗争；另一是太学生裴禹与世袭卢挥使之女卢昭容的离合姻缘；再一个就是裴禹与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的爱情故事。其中以裴、卢的姻缘描绘为贯串全剧的线索，这一部分是作者虚构的情节。而裴、李的爱情故事，虽原出于宋人佚闻《钱塘遗事》与元人稗［bài］史《绿衣人传》，戏中却有了很大发展；至于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则是作者根据历史事实，用艺术典型化的方法，借裴禹等与贾似道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出来的。在全剧中闪烁着作者才华的所在，则是通过裴、李的爱情关系的描绘，塑造出了一个极有光彩的复仇鬼魂的艺术典型李慧娘。这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精神与躯体受到极端残暴迫害，却对正常生活有炽烈的追求，对专制势力采取了顽强斗争行动的一个古代妇女典型形象。原作中的《泛湖》、《杀妾》、《幽会》、《脱难》、《鬼辩》等出，就是最集中描绘这一形象的主要部分。（其中《鬼辩》一场，经过明代另一戏曲家袁于令（箨［tuò］庵）的改写，更突出了李慧娘的复仇精神与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典型形象的出现，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作品中为自由幸福生活而进行斗争的妇女典型形象的画廊。与此同时，生活在明代末年的剧作者，目睹异族统治者的侵略，朱明王朝的岌岌可危，人民又处在极端腐朽与残暴的统治之下，他选择了南宋偏安小朝廷的一部分历史事实，对当时权奸贾似道的误国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以此作为剧作的特定情景和矛盾中心，使我们从中看出剧作者的爱国思想与正义感。这在原作中的《泛湖》、《杀妾》、《虏围》、《谋刺》、《怨聚》、《城破》、《恣宴》、《劾［hé］奸》等出中，也同时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其中《恣宴》一场，通过贾似道在国势险危、仍然纵情享乐，三次处理紧急战报的细节描绘（他斥退第一个报子，暴打第二个报子，第三次竟将报告襄樊失守消息的报子斩首），从政治上揭露了贾似道的丑恶面目，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而，与这两条情节线索同时展开的剧中的另一条线——裴禹与卢昭容的离合姻缘，倒不免落入明代传奇一般才子佳人的窠［kē］臼。尤其在剧本的后半部，为了使裴卢姻缘故事曲折化，增添了曹悦觊觎［jì-yú］卢昭容的许多枝节，与整个剧作的主题思想扣得不紧，因而显得冗［rǒng］沓枝蔓。但从《红梅记》剧作的整体来看，应该说它是一部较优秀的作品。袁于令在《红梅记总评》中，把这部作品列为“依稀《西厢》、《牡丹亭》之季孟间”。虽不免有过誉之处，可是比起那些对《红梅记》不够全面的评价来，还可以说是比较近乎实际的评论。
各地方戏曲剧种中关于《红梅记》的剧目，大多保留了裴、卢之间与裴、李之间两条爱情情节的线索，对于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或全部删去，或大加削弱，像旧本川剧《红梅记》、蒲剧《红梅阁》、河北梆子《红梅阁》、京剧《游湖阴配》、山西梆子《游西湖》等，大都是这样；个别剧种在《幽会》和《放裴》等场，还有一些迷信、恐怖、色情的成分。全国解放以后，各剧种曾对旧本进行了整理、改编的工作。具体的做法，有的是将原作中三条线索，减为一条线索，只保留了裴李的爱情故事，如辰河高腔的整理本《李慧娘》。这个剧本虽然突出了李慧娘的形象，结构也尚简洁，但只演到《鬼辩》为止，而并不涉及政治斗争。也有的保留了原作中裴李、裴卢的两条线，交插进行，但也略去了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如川剧的改编本。另外，在初期一些改本中，也曾由于对传统剧目中出现鬼魂的现象，一律看做迷信，而不善于辨别受命运支配的迷信，与不屈服于命运的幻想的区别，硬把李慧娘改成根本未死，以致使得整个剧情和人物性格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也降低了原作的思想性。秦腔和京剧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改编本。后来，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明确了，不少剧种在改编这个剧目时，绝少把鬼改成人了。可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做法：即对李慧娘生前与裴禹偶然流露的倾慕之情，认为“不妥”，一定要让裴禹与李慧娘“建立”较久的“爱情基础”；有的甚至把原作中卢昭容与裴禹因摘红梅而发生爱情的过程，“接枝”到李慧娘身上（如河北梆子改本）；有的则添加了裴、李二人自幼便有过青梅竹马、互订终身的“基础”（如秦腔、越调改本）。这类做法，主观上虽然都是想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效果却适得其反，不仅使剧中人物性格前后不能统一，而人物与事件发展的逻辑性也不免混乱；尤其启人疑窦的是：裴李既相识于先，而李慧娘何以甘居贾府妾媵［yìng］之列？这样的疑窦，都对李慧娘的性格，大有损害。尽管有不少剧种在有些场次尤其是《放裴》或《鬼辩》的具体处理上，有不少创造，有很多细节也很生动，表演上也有不少精彩的设计，但忽略了原作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以及一定要补缀裴、李“爱情基础”的做法，我们觉得，都是对于周朝俊原作思想性估计不够的结果。
不久以前，看到了孟超同志所改编、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新本《李慧娘》，不觉耳目一新，觉得这是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其所以成功，主要由于改编者认定了原作的精华所在，也研究到原作的薄弱环节，删去了卢昭容这条线，却并未把“卢冠李戴”，依旧保留了李慧娘与裴禹素昧生平，只不过赞了“美哉少年”一语，即被冤杀的原始情节，这样，不但揭露了贾似道的阴狠，也成全了李慧娘较完整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改编者把原本中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不但未加削减，反而摆在全剧的重要地位。这是改编本最成功的地方。因为，历史上，从北宋末年起太学生与当时统治阶级投降派的斗争，就是非常尖锐的；对待这一斗争，明代的杰出思想家黄梨洲等人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而这种斗争一直绵亘［gèn］到南宋之末，这是南宋一代历史上具有光辉的一页。孟超同志在原作的基础上，更多地把这条线加以发展了。如改本第一场《豪门》就巧妙地吸收了原作第二十四出《恣宴》的一些情节，改为裴禹借祝寿为名，献诗讥评贾似道，使戏一开始，就展示了这一矛盾。同时，也在这一场里，为李慧娘脑中注入了一个有力的“印象”，那就是当贾似道看诗大怒撕柬的时节，加写了李慧娘一直注视、倾听，引起感慨的动作和唱词：
“一首诗利似金风，破乌云吹现晴空，好端端俺又心惊……”。这样，到《游湖》一场中，写李慧娘脱口称赞“美哉少年”前，又加入了一曲《碧玉箫》：
“这逞雄辩的，正是题诗的裴家少年……”前后结合得既自然而又有呼应，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却并无生搬“外加”之痕（演出时又加上“壮哉少年”一句。我们倒认为“美哉”比“壮哉”所含内容更多，似以不加为妙）。
改编本《杀妾》一场，也改得很好！不但突出了贾似道的阴鸷［zhì］，也写出了李慧娘始而惊惧，继而有些激动，侃侃正言，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反唇的感情过程，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比起原本中李见贾怒按剑，惊怕哀哭，跪泣求饶的描写，胜过一筹。
《幽恨》一场，更把原本《幽会》前的“过场”，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如原本李慧娘只是重叙被害过程，唱一支《懒画眉》即便下场。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并无多大帮助。改编本则适当地参考了京剧《游湖阴配》的场面，用一种结合舞蹈的抒情唱词，集中地渲泻了李慧娘死后的满腔怨恨，一会儿怅孤魂之凄冷，一会儿忧邦国之阽［diàn］危，后来更隐约地透露这个可爱的鬼魂觑［qù］机复仇的念头。等看见裴禹被陷之后，又遥指贾似道毅然唱出：“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的有力语言，使人振奋。
这一场的构思既为剧中人物生色，也为表演提供了充分发挥的可能。往往有人把舞台上唱念做打的发挥，只看做是导演或演员的事，这是片面的看法。固然，北昆演出中，饰演李慧娘的李淑君同志在表演上有很好的创造，尤其是从京剧艺术家于连泉先生身上，学到不少美妙、独特的技巧，从而使得舞台上的形象更加丰满；但改编者如果不在写戏时就考虑到表演，不预先留下发挥表演的“肩膀”时，演员也是歌不起来、舞不起来的。
改编本写到这里，在在使人赞赏，引起观众急于要看下文的渴望。孟超同志在处理《救裴》、《鬼辩》两场时，又花了不少心血，笔下也很精炼，很少拖泥带水的地方。《鬼辩》一场，取袁于令新本，而未取周朝俊原本，——“喜读箨庵补《鬼辩》”〔注〕，也具识力。对李慧娘强烈的性格，更有发挥。可是在接触到裴禹与李慧娘的爱情关系时，却出现了暧昧不明的情况，使我们感到美中不足。我们认为这段故事可以含蓄，却不要“含糊”，色情宜避，爱情则不须避。不仅不须避，而且应该突出。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李慧娘与裴禹始无一面之交，徒因一赞即被冤杀，死后因裴被陷而发生了爱情，这里面含蓄着有怜惜，有向慕，也有报复，这种爱情是复杂微妙的，总之，又都是对封建专制的大胆冲击，正是原作中浪漫主义色彩最鲜明的地方。尤其是针对贾似道那种极端残害妇女的暴行，已经到了近似奴隶社会中人身隶属的程度，用死后的爱情行动来反戈一击，正蕴有很大力量。这种爱情关系的本身，就寓有反专制的思想内容；不能简单地看做一般的“苟且”爱情，这爱情的背后正蕴藏着一种进步的社会理想，因而，这一段爱情所以不同于裴禹与卢昭容的姻缘者在此，李慧娘的形象所以具有特色者亦在此。这个戏有了这段爱情穿插，不但不会冲淡政治斗争，降低剧本的思想性，相反，倒会更提高其思想性，比写李慧娘直接加入太学生的行列，更有说服力。
现在改编本强调了政治斗争，完全必要；对于裴、李爱情关系，却写得暧昧难明，因而使得《救裴》的过程，显得比较单薄，也不够自然。如现在演出中所看到这一场的裴禹所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个“柳下惠”罢了，可是当李慧娘诉明遭遇之后，裴禹为什么又唱出：“莫负这孤灯凉夜奈何天！”呢？再如他才离险境，惊魂甫定之际，又说：“得一幽冥知己，俺自问无惭！”李慧娘便唱道：“断头缘，没下梢！从今后你做了乱离韦皋，俺成了睡枯枝，害相思……孤零零的玉箫！……”而最后裴又“恋恋不舍”！凡此，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就令人搞不清楚了。总之，这些地方都反映出改编者对于裴、李的爱情，“弃之不忍，拾之弗甘”的矛盾心情，使得笔下的人物关系，也就暧昧难明了。
不特此也！这样的处理，使得《鬼辩》一场中有些地方，也削弱李慧娘那义正辞严的气势，反不如袁于令新本的明确。原本有段对话：
〔北混江龙〕伴那裴秀才在西厢！（净）你还与他有账么？〔贴〕休欺做鬼的少风光。
〔净〕有甚风光？〔贴〕学那巫山女恋襄王。
〔北天下乐〕西湖上偶赞扬，甚淫奔，乱纪纲？不详察，不细商，握吴鉤便砍的莽！埋我在牡丹根，谁人不怅怏！
〔净〕再在此胡缠，我就把宝剑又砍将来了！
〔贴〕人只有一死，那有两死！
这些唱念，如果从我们前面所谈的意义来看，确实写出李慧娘对贾似道极尽揶揄［yé-yú］、鄙视之能事！并且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正面道出与裴禹的爱情关系，不是庸俗的炫耀，而是强烈大胆的反击。语言有力，气势磅［páng］礴，可谓理充神足。这样，就使得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贾平章再也无计可施。“人只有一死，那有两死！”这一反专制、反强暴的斗争精神，令人鼓舞，这在传奇作品中也是少见的。
改编本现在改为：
〔李唱牧羊关〕生时虽没和他有私情来往……
贾：死后呢？
〔李接唱〕俺把你集芳园当做了西厢，刚和他拜盟焚香……
贾：（妒意突发地）唵！……
写到这儿，刚刚掀起奇峰，可是下面李慧娘接唱的却是：“愿结下来生的姻缘账！”这一来，把前面的气势冲淡了！理既不充，气也欠旺！若再和《救裴》一场的暧昧写法一对照，反容易使人有李慧娘在向贾平章说谎的感觉，好像李慧娘徒用快语，故撩贾怒，只不过以泄一时之愤而已！
另外，在孟超同志全剧中洋溢着诗情，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许多唱词和诗对，大都生动而有词采，又不艰涩难懂。不过，若以“春秋责备贤者”来要求，在声韵上也还有推敲不够工整的个别地方。比如开宗明义第一次丫环所念的〔引子〕：“富贵宰相府，阴森平章家”。上句五字全为仄［zè］声，下句五字又全为平声，这在韵律、节奏上就不够协调。他如唱词有“贾似道的巴掌下，只有死后才得安”等句，也还不免有现代语的痕迹，这是大醇［chún］中的小疵。
总之，昆曲改编本《李慧娘》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经过演员的再创造，使得这个戏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由于喜爱这个戏，在钦佩其成就的同时，也提出我们一些粗浅的意见，愿供孟超同志参考！此外，其它各剧种也一直在对此一题材进行着各种改编的尝试，我们相信一些不同取境的佳作，也会源源涌现。
〔注〕见孟超《李慧娘》的《序曲》，载1961年七、八月号《剧本》月刊。（附图片）
“幽恨”一场中的李慧娘　（李淑君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