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拘一格
　　沈仁康
阅读优秀作品时，我们总有这种想法：艺术作品贵在创造，贵在不拘一格。比如，“离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李煜［yù］给了它可以看见可以触及的形象：“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要知道，春草是走到哪里都是有的啊。正因为形象鲜明独到，它成了千古名句。古代文人总把塞外说得十分荒漠凄凉，是春风不渡的地方，既无“杏花春雨”，又无“千里莺啼”。北宋江休复在《杂志》里记了一联别具匠心的诗：“三春花发惟樗［shū］树，二月莺啼是老鸦”，一个反衬托把塞北春色写得如此寒伧［chen］。比起“怪得春光不来久，胡中风土无花柳”（刘商）、“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李益）高明多了。1951年齐白石应人要求，用画面来表现“蛙声十里出山泉”诗句，他筹思几天，画了成群的蝌蚪，顺着溪水流出山谷；既有蝌蚪出谷，谷里必有蛙声十里了。新颖的创造性的表现，总给读者想像和联想的余地。
艺术作品是凭借具体描写和具体形象表达思想并打动人心的。任何优秀作品离不开这个；恰恰因为能够运用丰富多采的、不拘一格的具体描写和具体形象，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才变得不朽，才征服和激励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有时作品的故事逐渐被人淡忘，但是，那些动心的描写、精采的情节却深印在人们心里。
优秀的艺术家苦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艺术造诣，但决不套用、因袭别人的艺术创造。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别人而能翻出新意、作出创造，这是“生”，这是正确的学习；简单而死板地抄袭、重复别人的东西，那是“死”，那是不正确的学习。优秀的艺术家也不满足于用生活中那些平淡而一般的现象来代替自己辛勤的发掘，而要作不拘一格的、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独特的创造。创作毕竟是创造性的劳动，决不是坐享现成和随手拈来。
作品如果满足于无遍数地重复别人好的创造、好的想像、好的表演，这也会形成陈旧的程式，老一套就不复引人了。比如银幕上英雄牺牲，紧接着出现高耸挺拔的苍松的画面，表示英雄的浩气凛然永垂不朽。初看很激动人，再看就感到平淡，三看就有点嫌多了，就希望艺术家在生活中发掘更新的表演办法了。作品如果满足于描写生活中的一般现象，充塞一些尽人皆知的缺乏表现力的东西，比如光用笑表示乐观主义、单用号啕大哭代表痛苦、总用向往将来拖拉机耕地当作共产主义理想、只把吹胡子瞪眼视为最大的愤懑，等等。这是一种不费力气、不动脑筋的简单办法，这种描写常常缺乏力量，流于平庸。不顾人物性格、不顾场合、不顾具体情节，把简单的程式的表现办法当作万能，就不可能产生艺术魅力。
不能用一般概念一般逻辑的推断，形成定型的框框，去代替深入生活发掘新鲜的东西。一般以为急促的节奏才能表现紧张；并不全然。经过战斗的人，并不以为大炮隆隆枪声密集是最最紧张的时刻，而那战斗间隙短暂的死静和沉寂，才是最大的可怕和紧张。这是相反相成的效果。电影《风暴》中，反动军警前来逮捕施洋，施洋在焚烧着文件，他镇定得显得有点迟钝的动作、开初火苗延烧时的缓慢，才叫观众感到了真正的紧张，给了观众揪心的力量。要深入生活，发现和提炼那些最有表现力的、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生活气息的东西。要敢于出格，决不毫不费力地因循一般的陈套。
六朝王籍《入若邪溪》里有一联诗句：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初读叫人作难，细读才知妙处。按一般概念和生活逻辑推断，“噪”和“静”，“鸣”和“幽”，是矛盾的，要写“静”和“幽”必须着力于描写沉寂无声才是。然而，王籍却正因为写了“蝉噪”才愈显得“林静”，写了“鸟鸣”才越显得“山幽”。“西陆蝉声唱”，“风多响易沉”（骆宾王）有蝉噪，才显得没有风声松涛，才显得林静。有鸟鸣，表示谷深山静人迹稀少，才显出更幽。不深入生活细心观察、体验，王籍是写不出这种诗句来的。这说明要冲破一般程式的束缚，要出于格外，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积累作基础。否则，挖空心思会想入非非；可是艺术创造又不等于追求离奇古怪。
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画幅，也表现了辩证的、相反相成的表现手法和关系。按照一般的理解，既是“走遍全国”，画面上总得出现大江、大河、大山、大平原、大工程以及众多的人民群众才是吧？不！李琦的创造性正在这里，他跳出了这种概念，画面上仅仅出现了毛主席手拿草帽、衣著简朴、风尘仆仆的形象，毛主席慈祥、兴奋、深思熟虑，以及微微带有跋涉后的劳累神情。画家没有把毛主席局限于任何山水之间，恰恰表现了“走遍”的意思，恰恰给了人们联想、回味、思索的广阔余地和不是一览无余的气氛。画面上出现任何一山一水非但表现不出“走遍”的意思，反会把读者的想像力局限于某一琐碎的后景中，限制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这样，一反程式观念和一般化的表现方法，却获得了隽［juàn］永的诗意。这是苦心研究生活和辛勤艺术创造的结果。事情常是这样，艺术家想在作品中多告诉些东西给读者，把什么都讲了，把什么都写了，和盘托出反而变得平淡寡味。艺术创造要留有余地，留有足能唤起人们想像回味的余地。事情又常是这样，作品把某一事物写极端了，有时并不能得到预想的效果；一味紧张有时并不给人真正紧张的感觉；一味悲哀有时并不给人真正悲哀的感觉。林黛玉的死，《红楼梦》是借助于描写窗外飘入贾宝玉薛宝钗婚礼上的喜乐，来达到悲哀气氛的渲染的，使得读者不能卒读。这就是王船山所说“以乐境写哀，以哀境写乐，倍增其哀乐”的意思。
小说《青春之歌》里，通过林红的叙述，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每天早晨监狱附近的工厂汽笛一响，嘿，你看吧！我们男监、女监一两千个政治犯……，就全同时起床啦。原地踏步锻炼身体以后，就每人捧着一本书坐到各人的床位上读起来。这里面有判死刑的，有判无期徒刑的，也有判十五年、十年、八年的，可是他们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一个个都是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我们有学英文的，有学俄文的，也有学德文和日文的。政治理论更是每个人必学的课程。……
虽是一段极其简朴的文字，但却是一首革命者的生命之歌。这里写出了对革命者灵魂的深刻理解：他们相信自己和人民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生命，是不死的！是闪光的！这是革命者的最大的乐观主义。写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果简单地靠人物的笑，或生硬地叫人物想一想将来拖拉机耕地、而又没有和揭示革命者的心灵活动有机结合的描写，是表面的、浅薄的。比起这样的描写，上段引文是出色的独特的。判了死刑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生命之火燃烧得多么炽热旺盛！这是热爱生活的、确信人民光明未来的、坚强而乐观的最大表现。这样的人，读者可以联想到他在敌人各样酷刑拷打的折磨下而对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表现，在刑场上那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表现革命乐观主义，不能停留在一般程式和表面现象上，而要深入革命者的灵魂，发掘多种多样的、富有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表现。重要的是深入生活、深入人的灵魂。
鲁迅描写祥林嫂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深刻的、强有力的、也是不拘一格的。鲁迅没有停留在现象上，他没有描写祥林嫂失去丈夫儿子时的恸哭场面，而写了事后逢人便咀嚼自己痛苦，诉说儿子死于狼口的情节。为什么？因为前者是人人看得到说得出的一般景象，后者才是作家深入人物内心后发掘出的独到而深刻的东西。《祝福》里不厌其烦地一字不差地写到了祥林嫂两次讲话，为什么？这说明祥林嫂诉说自己悲惨命运不知有多少次了，她自己都背得烂熟了，痛苦在长期折磨她，她被压倒了，不能自制了，精神畸形了。尽管别人冷淡和鄙薄她，她依旧逢人就诉说，甚至对那些不懂事的孩子。这内心痛苦的程度比当初失去丈夫儿子时的失声恸哭，要强烈百倍、凄惨百倍，令人战栗，她想得到同情，但她遇到的只有淡漠；旧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关系更加重了她的悲剧气氛和痛苦程度。现在达到的艺术效果，决不是靠简单地描写祥林嫂的号啕大哭所能达到的。鲁迅写得那样独到。要知道，哭，有时并非是最痛苦的内心表现，祥林嫂相当平静的叙述不比她热泪横流更为深刻吗？
契呵夫的《苦恼》亦有类似描写。车夫姚纳的儿子死了，契呵夫也不是一般地来描写他的悲哀的。而是写他的失魂落魄的表现。痛苦常常是沉默的，但是契呵夫描写姚纳内心的极端痛苦，却是通过他到处找人讲话，甚至对冥顽不灵的小母马诉述自己的痛苦来表达的，而表现得更为抓心。这也是相反相成的表现手法。当然，相反相成的表现手法不是唯一的，只是生活多样化中的一种反映。
这里讲艺术创造要敢于出格，目的在于提高和增强艺术的表现能力，更好地突出作品的思想和更能感染人们。离开了这个目的，孤立的追求艺术表现力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