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尼泊尔王国内政部新闻局副局长　提尔塔·图拉达尔
从历史上来看，尼中两国人民的接触从公元七世纪左右开始。中国高僧玄奘曾经到过加德满都。他是一个佛教学者，他旅行不是为了金钱。他是到释迦牟尼诞生地来追求精神财富的。在他的游记里，他生动和详尽地描写了当时尼泊尔的情况。他谈到利恰维王鸯输伐摩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谈到尼泊尔美妙的艺术、农业和雕刻。他所留下的记载十分完整，以致他的日记仍然是关于那些日子的尼泊尔历史的材料的来源。
下一个富有成果的往来是尼泊尔王族的一个公主嫁给中国西藏地区的松赞干布。这个事件，和其他的联姻不同，它对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尼中友谊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批尼泊尔艺术家在十三世纪下半世纪访问中国。这批艺术家是由一位名叫阿尼哥的谦逊的青年率领的。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建筑大师，一个完美的雕刻师，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和一个精巧的金匠。中国皇帝忽必烈赐给他很多钱，并授给他受人羡慕的称号“明慧”（聪明智慧的意思）。
访问北京的人一般都参观白塔寺，以便瞻仰大白塔。这个大塔除了它负有国际盛名的高超的艺术价值以外，还对我们两国人民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在1271年按照阿尼哥的蓝图修建的。因此这不仅是阿尼哥无匹的艺术才能的纪念物，而且是尼泊尔和中国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往来的万古长存的象征。
1791年，尼泊尔朝廷派遣亲善使节携带珍贵的礼品前往中国朝廷，成了惯例。中国皇帝也派出使节带着同样宝贵的礼品给尼泊尔国王回礼。这是一国的君主对另一国君主的礼尚往来，是两国间彼此极为尊敬的一种表示。
尼泊尔使节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被待如国宾。他们在贸易上得到充分的便利，并且免除关税。从加德满都到北京，路途既遥远而又艰难，步行和乘马，需要跋涉六个月。等到这些勇敢的“使节”安然无恙［yàng］地回到本国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们讲“遥远的华夏”的故事。这样，中国很久以前就在尼泊尔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伟大的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他只手统一尼泊尔全境的功绩可以同俄国的彼得大帝相比——对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发展深为怀疑。他赶走了弗朗西斯派托钵僧和禁止英国的商品进入尼泊尔。因为他知道，随贸易而来的就是国旗。他在采取这个行动后，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劝他采取同样的做法。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对中国怀有崇高的敬意。把尼中两国友谊牢记心头，是他的“永恒的指示”之一。
1816年，英国破坏邻国的独立，扩大帝国的边境时，尼泊尔的比姆逊·塔巴首相写信给中国的王朝，要求采取集体行动来对付帝国主义。这也许是呼吁亚洲团结的最早的榜样之一。目前，这种团结受到普遍的承认。
忠格·巴哈杜尔·拉纳1846年登上尼泊尔政治舞台后，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就被置于次要地位。除了同中国西藏地区进行贸易以及不定期地礼仪上的互赠礼品之外，没有建立新的联系，原有的联系也没有得到加强或巩固。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把保持自己的统治和永久保持自己的统治置于一切之上。他们不顾传统的习俗。
中国的情况也很不好。国民党的背叛，使1911年革命所带来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的大块领土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所强占。中国成了外国财团的“鱼场”。为了击退帝国主义的浪潮和驱逐反革命势力，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划时代的争取自由、正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缓慢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51年2月18日，为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而斗争的尼泊尔人民，在已故国王特里布万陛下和当时的王储马亨德拉的有力领导下，证明了他们为之斗争的事业是正义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人民对他们自己和对王室从未失去信心。
“新的老朋友”所关注的首要任务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为此两国在加德满都进行了谈判，并在1955年8月1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8月3日袁仲贤将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王国首任大使，向马亨德拉国王陛下递交了国书。
尼泊尔的一个文化代表团曾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访问了中国。这个官方代表团——这是出国访问的第一个这种性质的代表团——从1956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在中国访问。在这个文化代表团的团员们回国几天之后，马亨德拉国王陛下举行茶会召见他们，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所谈的关于建设中的新中国的一切。马亨德拉国王始终关心以高速度建设国家的问题。他愿意，而且永远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特别是他的友好邻国的经验。
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都认为两国应该建立以现实的、二十世纪的新意义为基础的、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的条约关系。
指导两国关系的上一个条约是远在1856年签订的。这个条约的条款给予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尼泊尔商人治外法权和关税豁免权，这显然是违背互相平等这个主要原则的。
1956年9月20日，在加德满都签订了尼泊尔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这项协定废止了两国间一直保持到这时为止的各项条约和文件。协定重申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协定中双方声明：“尼泊尔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保持和平和友谊。”
为了保持尼泊尔人民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传统联系，双方同意尼泊尔在日喀则、吉隆和聂拉木设立商务代理处，同时，中国也在尼泊尔设立同等数目的商务代理处，其地点待以后商定。双方商务代理处的平等地位得到了保证。关于两国居民到对方国家朝圣的条款明确规定了香客自用行李不予征税。
后来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规定双方“承认和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一切争端。这个条约还规定保持和发展和平和友好关系，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个条约是1960年4月28日在加德满都签字的。
在从1956年7月到1960年4月的四年间，双方相互进行了若干次作为“亲邻的访问”。1956年9月，尼泊尔当时的首相阿查里雅访问了中国。1957年1月2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尼泊尔。1957年，以楚图南先生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尼泊尔进行了十天的访问。1959年9月，吉里博士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4月到尼泊尔访问，随同他来访问的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先生。除了这些高级官方接触外，在喜马拉雅山这一边代表现代尼泊尔几乎各方面的许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这方面，特别可以提到的是工会代表团、佛教协会代表团、尼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学生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
这些访问作为实际教育和鼓舞的源泉，对尼泊尔都是有巨大意义的。访问过中国的人回国后都谈到中国人民面临的似乎难以完成的任务，以及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所获得的显赫的胜利。他们赞扬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任务的专心致志的精神，并要求尼泊尔人向他们学习。他们还热烈地谈到，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在工作中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穷尽的热情。
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历史是在1956年10月7日随着在北京签订一项六千万印度卢比的经济援助协定而开始的。1960年3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更广泛的援助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尼泊尔将在1956年协定中结余的四千万印度卢比之外再得到一亿印度卢比的无偿赠与。这项协定是无私的，而且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项协定的签订是出于促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这种真挚热情的愿望。
1961年9月5日在加德满都签订的关于这项协定的议定书具体载明了使用中国援助的项目。议定书说明中国将帮助尼泊尔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水泥的工厂和一个日产量二十吨的造纸和纸浆工厂。中国还将帮助建立一个皮革和制鞋工厂，这个工厂的产量和地点将待初步调查工作完成后再行确定。当然，议定书意义最大的部分是中国政府甚至同意负担援助工程的三千五百万印度卢比的当地费用，其中一千万印度卢比将用现金支付、二千五百万印度卢比以商品支付。
这种慷慨援助所表现的友好和善意的精神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高，如天空一样的广大。就是这种精神，使一个现代诗人写出了下面诗句：
中国和尼泊尔——她们不是姊妹吗？
喜马拉雅山接连起来的她们，
难道不是美丽动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