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研究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王亚南
古典经济学是“阶级斗争尚未发展时期”的产物，它产生于十七世纪。它的第一个发言者是英国威廉·配第，其代表作《赋税论》，1662年出版，到现在已整整三百年了。它的最后完成者，在英国是里嘉图，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1817年出版；在法国是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出版。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同我们今天所面对着的现实，有极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现在来研究古典经济学，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教益呢？
马克思论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总是把它同庸俗经济学相提并论，含有寓褒贬、别是非的深刻意义。马克思常用“古典的表现”、“科学的说明”、“现实关系的揭露”这一类字句，来表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者力图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探索其内在联系，把各种看来似乎相互独立的事物，作综合的统一的理解，最后接触到各种阶级的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对于这些关系的分析，还留下了不少漏洞，包含了不少庸俗的成分，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毕竟由他们建立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沿着他们这种科学的考察，而加以批判发展的结果。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到要根本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今天；当资产阶级学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面前，正力图用各种庸俗经济理论，来掩盖他们的剥削实质，并多方抨击、咒骂古典经济学的今天；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各种问题，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运用一切人类进步科学研究成果，来加强我们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斗争的今天，研究古典经济学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研究古典经济学，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学习研究古典经济学会加深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者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所研究的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丢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批判地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读《资本论》，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马克思从头到尾都在讲商品，讲价值，讲货币，讲资本。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分别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者的有关看法，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清除他们的错误论点，把他们的较有价值的见解，加以肯定和吸收。因此，学习一下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著作，会加深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把学习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著作看作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辅助材料是合适的。
研究古典经济学，加强对于庸俗经济学的斗争
古典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对立面。我们对当前的庸俗经济学展开斗争，仍然不妨把古典经济学看作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这个道理，只要简略提一提一切庸俗经济学者都毫无例外地坚决反对古典经济学就够了。古典经济学者，都不大掩饰甚至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社会自然现象，正如同古代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等把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关系看成是社会自然现象一样。自从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里嘉图，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阶级对立的分配理论，很快就出现了所谓“里嘉图社会主义经济学派”，接着这位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建立了所谓自然法则的经济学大师——里嘉图，就被抨击为扰乱资本主义秩序的“煽动者”了。然而，那毕竟是属于理论方面的宗派性的攻击，并没有由此阻止里嘉图及其所属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的传播。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情况大大改变了。一方面，亚当·斯密、里嘉图所坚决主张的个人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已经不大适合新起的垄断资本的口味；另一方面，在批判地继承里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由一个所谓“不入流的”、“异端的说教”，变成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统治的福音。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因此，当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也就要对古典经济学发动攻击。他们把反对里嘉图，反对古典经济学，当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釜底抽薪的手段。例如，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激烈攻击里嘉图。他还向萧伯纳郑重表示，他写这本书就是要“摧毁马克思主义的里嘉图的基础”。不但如此，他还企图打破马克思划定的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界限。他把庸俗透顶的马歇尔、庇古一流人物（前者是凯恩斯的师父，后者是凯恩斯的师兄），都算作新古典经济学派，企图借此降低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并抬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古典经济学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事实出发，从阶级剥削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而庸俗经济学者、特别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却故意回避这些本质问题，专门枝枝节节地在古典学者所谓上层建筑的“供需反映”、“所得”、“流通”一类表面现象上兜圈子。在十九世纪末期，庸俗经济学的先辈（如奥地利学派及其各种变种），尽管以主观效用价值学说来对抗古典经济学派，对抗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价值学说，尚且认定分配论要把价值论作为前提；到了最近，庸俗经济学却根本否认价值，直接把所得——分配的论据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上。凯恩斯跑得更远，认为价格理论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只占一个附属的地位。所有这些理论，只要对照一下古典经济学，就不难看出它们是如何荒谬绝伦了。
研究古典经济学，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的遗产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旧中国的经济学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缺门。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批判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为了理论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有必要对这个资产阶级前进时期的古典经济学进行补课。
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发生、成长阶段，当作各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接受、传播这个经济学说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1862年，清朝曾国藩、李鸿章一流人物刚把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就着手“富国强兵”的洋务工作，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介绍外国致富图强之道的学术机关——同文馆。这个馆在1880年译印出来的第一部经济著作，是英国约翰·穆勒的信徒福塞特在1863年写的《通俗经济学读本》，题为《富国策》。过了几年，又出版了英国主观效用论的创始人杰芬斯在1876年问世的《经济学入门》，题为《富国养民策》。这是官方作为致富图强的指南的两部经济论著。1902年，严复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翻译出来，并加以评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可是，当时由于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本书几乎连纯学术的影响也谈不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国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有了一些发展，到了1923年，居然也成立了一个“集全国经济学者于一堂”的中国经济学社；但是这个经济学社的领导人物都是从英美、特别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专家，这些专家所学的无非是他们留学所在国的流行的庸俗经济学，结果我国的大学的经济讲坛和经济论坛，都成为庞巴卫克、马歇尔、庇古、希克斯之流的庸俗经济学的宣扬场所（当时凯恩斯还没有大露头角）。这些专家、教授的言论，比他们的外国老师们还要庸俗。他们甚至没有接触到什么古典经济学。试翻翻解放前几十年来的他们所写的经济学论著，哪怕是错误地评介古典经济学的东西，也是少得可怜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党的文教政策。在学术上要展开百家争鸣活动，在教学上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训练，从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显然也要加强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
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上，任何一方面的经济见解或理论，都可以提出来研究讨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讨论的最后结果，无疑会扩大大家的思想境界，提高大家的理论认识，使科学研究获得新的成果。但是，我们所占有的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文献是很少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几部有关的名著，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批判史”部分，间接了解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论点，但要据以展开讨论和研究，是嫌不够的。至于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上，为了打下较深厚的基础，更需要加强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因此，需要我们在古典经济学译述工作和研究工作上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