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墙
〔黎巴嫩〕艾哈默德·顿
大街的拐角，在那巍峨的钟楼附近，立着一堵墙，来往的人天天可以看见那风雨剥蚀、饱经沧桑的面貌。我每天都路过这儿。墙上第四排凹陷的那三块石头，总引我在那里站上不少时候。剥露的钢筋是这些倾斜圮［Pǐ］塌的砖石的最好历史见证人，可是更重要的它在我心头写下了可纪念的一页。
那是1943年1月13日的事了。那天我醒得很早。母亲生着了火，盘腿坐在屋角里呼噜水烟袋。她一口接着一口不停地抽，波浪似的烟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刚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缩手缩脚地偎近炉子烤火。母亲递给我一小杯咖啡和半块洒着肉末抹上橄榄油的烤面包。
过了一小时，东方地平线上旭日刚透出第一缕晨光，我的同学鲁希第推开大门进来了。巧得就像他跟太阳订下了会面的地点似的。甜枣早准备好，母亲拨了一些在我们俩的面包片上，我们拿起就走了。
胡同口，鲁希第在我耳边低低地说：“今天罢课，反抗殖民主义者，我们也去吧！”
我一听简直高兴极了，一股不可遏［è］止的热情使我不自觉地伸过手去，把吃了一半我最爱吃的夹枣面包全都塞给了他。
路过路夏德糖果铺，我们把书包往柜上一扔，径直往学校走去。
走过第一个斜坡，已经遇见了大群的学生。及至到学校运动场门口，人更是拥挤不堪。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挡着大门不让我们进去。从他俩的身子缝里，我仅能看到在门厅一边玩着的一二年级的学生。
老师陆续也来了。同学们纷纷举手敬礼，让开了一条路。老师有的点点头，有的动了动嘴，穿过我们往运动场里走去。
“校长……校长来了！”
嘈嘈切切的低语声突然变高，学生像一群受惊的羊儿四散开去。校长一来，门口只剩下两个高年级的“门岗”。他们举手敬礼，校长匆匆瞥了一眼，摘下土耳其帽，抹抹头，默不作声地进去了。
我真羡慕这两个“门岗”，什么时候我能这样来一下倒也不坏！
钟打八点，一叠声地传过话来说：“小伙子们，上巴布·雷姆勒去吧，到那儿的陵园里去。”
大伙都朝陵地涌去。现在才知道就在义园的墙后，在围着荆棘的柠檬园里召开全城学生大会。
一进去，不少学生早就在那儿了。有的爬在墙后历代帝王的坆塚［zhǒng］上；有的高高的蹲在墙头；也有的正往木棍和竹杆上绑扎标语、旗子。一簇簇的大学生则在一旁商讨着示威游行的程序。
示威游行？我才十三岁，鲁希第也不过比我大上一岁，我们要参加示威游行？
“我们也参加游行？”我不禁问他。
“当然。”
像一个即将跃马上战场的武士，我攥［zuàn］紧了拳头，高兴得跳了起来，在队伍里游行，这不成大人了！我兴奋得跳了又跳，亲切地、兄弟般地凝视着身旁的好朋友。
鲁希第啊！我们的友谊已经有过不短的时候了。这段日子里，我们同一个班，同一条凳子，形影不离。傍晚，各人要回家不得不分手。可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紧合在一起了。我长着一头拗［niù］强的红头发，他的头发却漆黑滑亮。即使这样，不少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一对亲兄弟。假日或是上学的日子里，我们动辄成对，几乎没有个别行动过。
现在游行还没有开始。我们穿过了一群群的学生随便走走。听他们谈论着前天被软禁在乡下别墅里的“阿凡提”；谈着共和国的总统和被软禁的部长先生。我们知道了首都在罢工，也在示威游行，要打倒法国殖民主义者；我们听到了农民纷纷弃锄从戎，工农团结起来保卫祖国。他们也聊着人民的斗争，议员的生活和祖国的统一。
一双欢愉、亲密的手掌慰拍着我的胸膛，我只感到无比的幸福……要是做得到的话，我真想把全世界人民一古脑儿抱进我的怀里。
身旁两个学生争着要拿标语牌。一个抢到手了。另一个窜进一旁的屋里，拿了一块煤，又在篱笆上拔下一根竹竿，脱下身上卡其布衬衫铺在地上，用煤狠狠地写着“殖民者必死”，然后把衣服缚上竹竿。
哨子响了，游行者五个一行地开始列队。大学生帮着组织零散的人，有的后来就站着当纠察，有的隔一定距离散发着标语牌。
队伍沸腾地滚滚前进。穿过了旧区的大街小巷。锁着门的店铺前面的石阶上，无数人为我们鼓掌。妇女脱下面纱，露着脸站在窗口欢唱，一面往队伍里洒鲜花和香水。大队继续前进，我们手挽着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撤除基地，要求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黎巴嫩。
队伍里，我看见有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上，嘶哑着嗓子领着喊口号，脸憋得通红。大家跟着高呼。我多么希望也有人能驮我上去，可惜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跟着大伙一起喊。
一路上，不少学生插进来。队伍越来越大了。塔尔广场到了，我爬上一垛墙头。呵！才发现大队原来那么的雄壮。远近的人头，像一道起伏的黑色洪流。遥望天际，在水天相接的地方一片灰蒙蒙，浪峰缓慢地往我们的方向移动着。真像两支雄师的会合。
队伍继续在海港大道上前进。在女子中学拐角的地方，忽然传来一阵轰轰的机器声。才一转弯，迎面猛然出现了一批法国坦克。
太意外了！
坦克笨重地拖着它暗棕色的身子，直线列队前进，看来活像一只只史前时期的大爬虫。它们忽然迟疑了一下，丑陋地摆动着身子，开始列成斜行。履带碾过的路面留下了两条平行的清晰的痕沟。坦克的炮塔示威性地转了一周又一周，顶盖上的机枪直指天空。为首一辆坦克的顶盖打开了，钻出一个拿着大型手枪的法国军官，他挥着武器威胁群众立刻解散。带队的用法语高呼“打倒法国殖民主义者”，队伍里响起了数千个回声。
法国人看了看缩进车里去了。不一会，一个黑人士兵和他一起钻了出来。他命令黑人坐到机枪后面朝我们开火。黑人转头看了看，迟疑了一下，似乎不太相信刚才听到的命令的准确性。法国人立刻从身后抽出一根皮鞭，挥舞一下，呼的一声劈面抽去。那张黑脸上顿时淌下一串血珠。黑人用右手擦了擦，左手扣住扳机……哒！哒！哒！子弹呼啸地掠过愤怒得一触即发的游行者的头顶。这时，所有坦克顶上的机枪都指向我们的胸膛。人们动弹了一下，不知哪里的阵脚松动了，呼喊、叫嚷地夺路往后退却。
坦克还在前进，速度似乎又快了一点儿。大队后退了。年幼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后面。
海港大道是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一行粗壮的望不见头的树木把路面分划为二。我见情况不好，急忙躲在路心的一株树后，半闭着眼睛随手抓了一捧树叶撒在头上。恍惚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履带间碾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又一个双腿齐膝盖被坦克压断了。我吓得手脚冰凉，心头猛跳，自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在我钻进树丛那阵，鲁希第还慌张地在我身旁。这时，我突然见他想横过马路。我一把抓着他的后衣襟，不让他跑开。他猛一转身，又往右边跑去。在道边上，他被子弹击中了。鲁希第身子晃了晃，踉跄几步侧着身子倒在一堵石墙后面。兽性的坦克不甘心，竟追上人行道，直向鲁希第冲去。近了……再近一步，坦克钢板顶在墙上，墙坍了，我的朋友埋在下面。
之后的一个钟头，我像疯子似的呆在树后，最后不顾一切冲了出去。现在我已不记得怎样穿过了马路，痴立在墙前；又怎样越过了一个花园的篱笆，淌过几条小河渠，踏过一片种植地；又怎么回到了家里……我不记得了。
过了一些日子，一天早晨，我们又回到学校。运动场上新竖起一根旗杆。钟响了，照往常那样整完队伍，排头的刚要迈步向教室走去，校长先生叫住了他们。他精神勃勃地走向旗杆，系上了一面旗子，旗子迎风飘扬，这不是往日升起的国旗，是一面新的——上下是同样大小的两块红色，中间夹着一块白色，旗子正中挺立着一株葱郁［yǜ］的青杉。
我们的国旗！原来的蓝色不见了，另一种色彩——红色代替了它。
“稍息——立正”
我们举手为新生的国旗致敬，然后齐声高唱：我们属于祖国。
国旗在秋风里招展，我一眼不眨地盯着。不错，是红色代替了原来的蓝色……现在，只有在现在，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好友、我的兄弟鲁希第在哪里，在什么时刻流尽了他的鲜血。
〔陆孝修译自《祖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