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 关于禁书之二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书话
晦庵
关于禁书之二
我的搜集禁书材料，大概开始于1935年。有一次，和鲁迅先生闲聊，谈到了图书检查的情形，鲁迅先生问我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我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先生点头同意了。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凡是见到禁书的记载，好像都和我有了关涉似的，不知不觉地便留心起来。长夜披读，手自摘钞，分类排比，积久成帙［zhì］。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几个月，这包材料连同别的一些稿件，终于在一次亡命中丢失。以后虽继续搜寻，恢复的却不到五分之一。所幸天下有心人正多，不仅《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已经收录了部分目录，几年以前，遇到一位在图书馆里工作的王煦华同志，知道他是大革命失败后禁书目录的热心搜集者，收藏数量不少。我曾竭力怂恿其整理出版，希望它早日问世。
禁书目录不等于文网史，这些目录又限于现代部分，这一点和鲁迅先生的要求尚有距离，不过禁书目录的确是极重要的文献。从禁书目录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动向，明白反动派的禁忌。鲁迅先生自己就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录存了1934年2月一次查禁文艺书籍的目录，共计一百四十九种，至今还受到研究现代文学者的注意。这个目录曾经中国出版人著作权保护协会筹备处（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书业公会）复印，因此流传较广。禁书目录一般都由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印发，搜寻比较费事。而且一目既出，随时增补，由于印发时间不同，内容常有出入。比如1936年伪中央宣传部秘密制订的《中央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内容分“查禁类”、“暂禁类”、“查扣类”三个部分，开列自1929年3月至1936年3月被禁文艺书籍三百六十四种；同一目录于七个月后重印，在“查禁类”加添三种，在“查扣类”加添十六种，倘不仔细核对，便难发现其中的变化。除了这一类主要目录外，还有短期印发的书单，单行本与刊物合在一起。据我所见，1934年起至1937年3月4日止有一个查禁清单，1937年3月至11月也有一个查禁清单。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表面上赞成统一战线，暗地里防止革命势力愈严，查禁书刊愈来愈多，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既穷于应付，又害怕漏网，决定分辑编印，仿照字典按笔划排列，于1940年10月出版第一辑，开列自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查禁书刊六百五十九种（书前《说明》称这一阶段查禁总数为七百二十余种），名曰《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同年3月又秘密印行《审查法规汇编》，第二年（1941年）6月印发所谓《审查手册》，这一连串阴谋活动，说明为反共高潮而准备的扼杀文化办法，到此已布置就绪。把《审查法规汇编》、《审查手册》和《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放在一起，实际上已等于抗战前期的一部文网史，活活地勾勒了蒋介石这个“预谋杀人犯”的脸谱。
我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有的。《审查手册》收录了一个秘密代电：“宣传新民主主义之文字应一律禁载”。《审查法规汇编》里还有一个《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凡是共产党人文章里用过的名词，都叫做“谬误名词”，分别规定处理办法，第一类“不准用”的二十二个，例如“边区政府”、“红军”、“抗日的八路军”、“抗日政权”、“三大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时代”、“争取民主”、“争取抗战自由”、“抗日有罪”、“民族失败主义”、“两面派”、“亲日派”、“托派汉奸、匪徒”、“汉字拉丁化或新文字”……等。第二类“应改正”的五十个，例如“救亡运动”要改成“抗战工作”、“内战时期”要改成“安内时期”、“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要改成“民国十五年北伐”、“各阶层的人民”要改成“全国各界”、“工人阶级”要改成“全国工人”、“国内少数民族”要改成“内地苗民或内地×民”、“拥护抗战到底”要改成“拥护抗战国策”。最奇怪的是“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拥护领袖”；“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三民主义”。莫非这批人心里明白：他们的“领袖”是不革命的和不抗日的，他们“领袖”嘴里的“三民主义”不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是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吗？我觉得这一点很耐人寻味。自然，“检查老爷”奉命惟谨地“取缔”了，书目里的有些书籍，就因为用了这些名词，受到了“凌迟”（删改）或者“大辟”（查扣）的处分。事实是如此出奇，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文网史上少有的“创造”，二十世纪罕人听闻的“童话”，然而这又的确是蒋介石的“治绩”。白纸黑字，文献俱在。作为一份材料，它应该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历史乃至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谁说这不过是一个目录呢？里面有不少学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