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 关于禁书之三 [复制链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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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
晦庵
关于禁书之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取缔进步书刊，与此同时，在沦陷区里，日本法西斯军人也通过汉奸之手，开始制造同样的罪恶。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首先揭发并转载了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七百八十六种，目录后面还有几句附注：“不在此单以内的书，若有一二句有碍邦交之文字，亦在禁止之列，请格外注意，自行严密检查为要。”按语气猜度，这个目录大概是发给书店和书摊的，编次混乱，间有重出。到了1939年，侵略者处心积虑，不惜工本，由所谓“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出面，有计划地展开消灭文化的工作，同年7月出版第一个《禁止图书目录》，额曰“抗日之部第一辑”，卷首有日文说明，内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殖民、交通、历史、地理、文艺……等十五个部分，查禁书籍一千一百三十九种。到九月，又出版第二个《禁止图书目录》，额曰“社会主义之部”，卷首也有日文说明，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艺术、传记、一般等八个部分，查禁书籍七百零二种。光就这两个目录看来，几乎网罗了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书籍。
当时中日两国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侵略者来说，禁止抗日言论，固然是意料中事；至于把社会主义书籍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则是法西斯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家数”，甚至在战争最紧张的阶段，还高嚷过“共同防共”呢。希特勒叫了一阵，东条英机也叫了一阵，蒋介石虽然声嘶力竭，无奈嗓门仍然不高，接着便轮到了美帝国主义。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一直到今天的肯尼迪，不是都说要建立什么世界范围的“防共体系”吗？回顾前事，一脉相承。面对着案头两份《禁止图书目录》，我觉得这简直是历史为他们安排下的祭文哩：复车之鬼，阴魂不散，替死有人，托生无望，最后只有呜呼哀哉尚飨了。
不过就那时而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禁书，无论是“抗日之部”也好，“社会主义之部”也好，实际的目标都是对准着进步的力量的，因为谁在真正抗日，这一点连侵略者心里也很清楚。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禁书便和蒋介石的禁书构成一个遥遥呼应的局面。如果把两者作个比较，那么，日本人调查范围似乎要广泛一些，刺探情形似乎要细致一些，我想，这大概是彼邦特务多年来在中国活动的结果吧。比如被扣押的书，处理方法也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同，他们不是笼统地盖个“查禁反动刊物之章”完事，而是分类编号，在每种书封面或封底打上“禁发”图章，批明查禁原因和没收日期。甚至还有贴上一张预先印好的纸条，详细地标明日期、性质、册数、店名和地址（见图）的。一度落网，线索宛然，从此便永远成为追踪的对象。其用心之毒，比起国民党那些酒囊饭袋的“检查老爷”来，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东方的徒弟不争气，现在他们可是向西方去收徒弟了。从报上看到什么“国内安全法”、“外国代理人”登记等等的消息，我心里禁不住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