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东风第一枝》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赞《东风第一枝》
林志浩
《东风第一枝》在我的桌子上开放着。这里的迎春花开得早，水仙花也不迟，还有那雪白的梅花，猩红的茶花……作者杨朔同志沉吟起来，赞美说：“花是美的，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这话引起我的共鸣，杨朔同志在赞美鲜花，我却在赞美这《东风第一枝》。
近年来，杨朔同志为了反帝斗争，为了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友谊，经常在国外奔走。他一方面在斗争，一方面又不忘写作。正确地说，是斗争生活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他又用文字来帮助斗争的开展，来给祖国人民传送斗争的佳讯。他的文章从巴尔干的“鹰之国”反帝英勇斗争，从日本、锡兰，从沸腾的非洲，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久居异国他乡，他又怀念祖国。当他从海外归来，一脚踏进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能触动他的心弦，一人一事都能勾起他的情思。他的脚闲不住，他的心闲不住，他的笔也闲不住——他热情地描绘祖国花团锦簇的容颜，衷心地歌颂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就是这些生活的结晶。
读杨朔同志一些优秀的散文，特别是这个集子里许多标志着他散文创作新水平的篇什，总是很容易使人想到美，想到诗。杨朔同志是以一个诗人的心灵来感受生活，他努力于发现优美的、诗意的东西，也努力于品滋味，调颜色，定音阶，发挥联想，精研结构，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美的享受。
散文的诗意，不是神秘的东西，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它来源于生活的深处，靠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靠对生活的熟悉和热情，靠艺术上辛勤的劳动和探索，才能发现它和哺育它。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集子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只蜜蜂，一个浪花，几只被踩死的蚂蚁，……这是多么平常的事物，有人也许会掉头不顾，但杨朔同志却从这里发现诗，浮想联翩，表达了深刻的、耐人寻味的思想。
让我们读读《樱花雨》吧。这一篇写了一位名叫君子的日本侍女。君子是那么温柔、怯弱，有人也许会把这看做是日本女人，尤其是侍女的传统性格，但杨朔同志却揭示出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他不是靠人物完整的经历，靠曲折动人的情节来描写它，而是靠“诗”的触觉，靠那种更适宜于散文的点染、烘托的笔法。正当“我”在吃生鱼片时，“君子忽然轻轻叹口气说：‘你们都是很正经的好人啊。’”这一句普通的话，正是用“诗”的触觉捕捉到的，它从君子口里说出，该包含着多少难言的隐痛！不是有人很不正经，何有如此鲜明的对照？君子又何必叹气？叹气也要“轻轻”，未敢尽情呼出，不是备受蹂躏，被“恶狼”吓破了胆，君子又何以至此？事实一如我们的分析。当“我”问起那些“恶狼”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时，你听君子是怎样回答的：“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得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dié］，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君子就是这样一位胆怯、柔弱的女子。作者还用几笔点染了日本社会的千疮百孔，全社会如此，又何必深究君子个人的惨史呢？他还点染了对山樱花的经受风寒，使画意、诗情融为一体。这里，不论是社会背景或自然背景的描写，都有力地烘托着人物的身世。读者也许觉得调子太凄清、低沉了吧？怀疑作者写这么一个女子的意义。但一夜功夫，风雨潇洒，樱花还是咧开嘴来。当电灯倏［shù］忽灭了，君子却忍不住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言为心声，作者正是靠对被压迫人民的坚定的信任，靠一个诗人敏锐的触觉去发现这个心声的。——君子你是欣慰，还是企望？你那怯生生的心灵，原来也埋藏着压不灭的火种，它跳出一点两点来，原来比电灯还明亮，比熔岩还灼［zhuó］热！这个君子的形象，又何尝不是日本社会的写照，通过它，作者活生生地绘出了一个诗的意境：“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个发现。
如果说，在亚洲的日本，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那么在广大的非洲，却已经是雷电轰鸣的时代。但偏有那么一种人，到处与人民为敌，想要阻止历史暴风雨的来临。《蚁山》中那个顶着记者头衔到加纳开全非人民大会的美国人吉茨，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你看他有多恶毒！几只蚂蚁在地上爬，仿佛也妨碍他的生存，他用脚尖踏住它，踩死它，这还不说，还咬着牙骂它：“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一个动作，一句话，就给美帝国主义分子留下了一幅维妙维肖的写意画。但，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杨朔同志来到了加纳，他不只警惕着帝国主义者的肆虐，而且还看到了蚁山的宏伟“建筑”；他不是用悲悯的心情关注着蚂蚁的生命，而是用昂扬的调子赞颂着蚂蚁的劳绩。——它们一天一月，一季一年，抱着那样惊人的毅力，无休止地劳动着，年深日久，终于垒成令人惊叹的蚁山。这是中国人民的优美的情思。杨朔同志依靠它亮了眼睛，终于在帝国主义者的肆虐和蚁山的“建筑”之间发现了联系，发现了诗意：吉茨“骂非洲人民是黑蚂蚁，你想没想到非洲的蚂蚁能够垒起蚁山，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何况非洲人民目前正在创造的决不是蚁山，却是真正雄伟的大山。据说，每次火山爆发，就要有新山诞生。现时在整个非洲，火山到处在喷火，通红的熔岩形成火的河流，到处都在燃烧。就在这一片火山爆发声中，新的山峰正在非洲大陆上一个接着一个诞生出来了。”这是一个何等振奋人心的思想！
此外，像《雪浪花》、《荔枝蜜》等等，也都是饶有诗趣的作品。
杨朔同志是从通讯特写走向散文的。把他过去的和这几年的作品搁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这就是他的诗的嗅觉越来越灵敏了。他以一个诗人的胸襟走向生活，就不只是注意一些显眼的不平凡的事物，而是更倾向于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发现那些别人不易发现的深刻的、闪光的东西。具有这种素养以后，作者再提起笔来写特写，他的挖掘就更深了，境界也就更高了。几年前的《海天苍苍》和这个集子里的《生命在号召》等作品就是例证，它们是特写，也是诗的散文。当作者在生活中，真正有了自己的诗，自己的发现，他对于题材的提炼，就如理丝有绪，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于是也就容易摆脱某种程度的罗列式的实录，而走向了内容的凝炼。浏览一下杨朔同志从开国以来所写的特写散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显著的变化。
在这里，不能不谈到“熔裁”。发现诗意难，熔裁也不易，它足以考验一个作者的功力。在生活中，作者找不到自己的诗，自己的思想，那就根本谈不上熔裁；但当作者有了自己的诗，自己的思想以后，熔裁固然有了根据，有了线索，但也决不是一蹴［cù］而就，而是同样要付出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否则，“诗”也是出不来的。杨朔同志是备尝此中的艰辛的，这从集子中的许多篇章，从《小跋》的自白里，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在这方面，我以为《雪浪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很足以见出作者的功力。这篇仅有三千字的短文，写了“我”在北戴河遇见一个被群众叫做老泰山的渔民，从两次见面的平常谈话里，便写出来这个诗意浓郁的形象。如果没有在熔裁上下足功夫，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情节、每一笔背景描写得都饱含着情思，浓淡相宜，首尾照应，是很难收到这样的效果的。比如，老泰山的两次出场，一次是刚从海上打鱼回来，在姑娘们逐着浪花玩的场合，一次是推小车磨剪子，在休养所的苹果树前，就是耐人寻味的安排。在前一个场合，老泰山刚跟海浪打交道回来，谈起浪花来，也就特别容易动感情，掏出饱含阅历和思想的话来：“是叫浪花咬的。”“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几句为了答复“礁石为什么变得这样坑坑坎坎”的话，是在姑娘们的面前说的，一方面是年轻一代天真、欢乐的生活；一方面是老一代打江山的气概，这个安排不是也能引起读者的联想，领会它所包藏着的意境么？在后一个场合，又是另一番天地，另一种气氛。磨剪子自然是很轻微的劳动，比不上出海捕鱼那么费力气，冒风险。但是老泰山也不轻视它，只要是对人民有利，对社会有益，无论巨细，就都乐意做，而且尽自己的力气做，这不是也同样能够充分显示一个劳动者的本色么？你听他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这是多么质朴的语言！老泰山就是这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两个场合，两种写法，正是疏密相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一个真正劳动者的气概和感情。
后面的一场要结束了，作品又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tóng］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旁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这里，不论是背景描写，老泰山的一个动作，“我”的一点感想，都可见出熔裁的功力。七十岁的老人，也许是到了太阳将落的时候了，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景象，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老泰山迎着霞光走去，仿佛是迎着朝阳似的。对于一个把个人跟集体融合在一起的人来说，他是不会感到老的，他会永远感到青春。虽然个人的生命会有老死的时候，但是集体的事业、人民的江山却是长生不老的。所以老泰山是那么欢乐地“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在这里，还通过“我”的一点感想，使首尾呼应，使作品充分显示了结构的紧凑，优美，使前面的全部描写，一下子归结到诗的高度，显示了全文的思想意义。
最后，作者还锦上添花，加了一笔：“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地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这又多么含蓄地提高了作品的诗意！我们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都是不知名的，他们默默地劳动，斗争。我们时代的巨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不知名的“雪浪花”集成的。我们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多么平凡而伟大的人呵！
很明显，没有熔裁，没有艺术上的刻意追求，没有从细小的浪花联系到平凡的劳动者的联想力，只有光秃秃的思想，“诗”是出不来的。
杨朔同志的熔裁，在结构上，特别是开头结尾用力最多。《雪浪花》如此，其他许多篇章也是如此。好的开头，令人一见钟情；诗的结尾，则给人以绕梁三日的余韵。《渔笛》写渔民宋福被船主刘敬斋害死的故事，是从访花问胜写起，用他女儿的笛子吹出来的，尾音又归结到解放后女儿的幸福生活，点明了探访的花不是别的，正是那开不尽的无穷花。这给那悲惨动人的故事平添多少风采。《鹰之国》描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斗争的故事，讴歌了那永不屈服的民族性格，篇末是这样一段文字：
“阿尔巴尼亚原名叫：‘斯奇别里亚’，意思是‘鹰之国’……但是我从南到北，登山涉水，从来也没见过一只鹰。初起我有点纳闷，后来忽然醒悟过来：每个阿尔巴尼亚人都像一只勇猛的山鹰，还到哪儿去找鹰呢？”
“卒章显其志”，这个传统手法在杨朔同志笔下，有了多少别出心裁的创造！
杨朔同志注意熔裁，也注意锤字炼句，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与清新、优美、洗炼，这密切地关系着他的散文风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准确地说明了语言在文学中的意义，对于诗歌、散文，这个意义就更形重要。在一般情况下，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但它仍能吸引人、感动人，这不能不靠内在的诗意，靠语言的魅力。如果说，罗嗦、干瘪的语言是文学的大敌，那么在散文里，光是这个敌人，就足以致它的死命，使它不配称为散文。杨朔同志是深知散文写作的秘诀的，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有力地帮助他形成散文的诗意，形成珍珠般精美玲珑的风格。你看他笔下的樱花春雨：“我朝对山一望，山脚一带浮着白色，好像是积雪，不觉惊讶地问道：‘是下雪还是下雨呀？’君子温柔地笑道：‘是下雨。你看对山，经过这一夜风雨，樱花都催得咧开嘴了。’”这里着意写的是远景，是晨色朦胧，樱花盛开，但文字却不露痕迹，另有清新别致、曲折传神之妙。杨朔同志炼句，也炼字。例如，写人物回答关于礁石的疑问，也许是不困难的。但是，“是叫浪花咬的”，这句话却不是任何人都说得出来的。人们会说：“是叫海浪冲的。”这也没有错，但却是一般化的语言。老泰山的话，妙就妙在这个“咬”字。它一下子就表达出一种乐观幽默的情趣，而且“咬”总是用劲的、有力的，浪花对于礁石，正是有这股劲头。这句话不但联系着老泰山的经历、他是个老渔民，对于海浪的脾气摸得很熟，而且联系着他的性格，他正是跟浪花一样有“咬劲”的人物。这里，一字之易，就叫浪花和人物都活起来。
自然，《东风第一枝》的二十多篇散文，并不是颗颗都是珠玉，也有一部分是缺乏诗意的。当作者不是在生活中找到诗，而是光从文笔上造诗时，就难免露出斧凿的痕迹，给人以矫揉之感。而且，缺乏诗意，熔裁就失去根据，这又容易走向拼凑成章。鲁迅所谆谆告诫的“开掘要深，选材要严”，对于散文写作，也是金玉良言。看来开掘和选材的深与严，不深与不严，就是这么紧密地联系着。此外，“卒章显其志”的笔法，虽有许多新的创造，但过多地采用，似也容易给读者以单调之感。不过，从总的来说，《东风第一枝》是瑕不掩瑜的，这是一本有诗意、有特色的书，是近年来繁花似锦的散文园地里的奇葩［P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