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逼真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略谈逼真
雷圭元
打开3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六版上，触动我眼帘的是新石器时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出的造形：一条《半坡鱼纹》，一只《华县鸟纹》，一个《华县鹰鼎》。
我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易水同志介绍这些造形艺术的文章《神似、生动、古朴》深得我心。我也很想写这样的文章鼓吹“神似、生动、古朴”，也很想谈一谈“新石器时代造形艺术”之类的问题。
这篇文章中引了一句成语“栩栩［xǔ-xǔ］如生”。引得恰当，用来说明四千多年前劳动人民的创作手法，再好也没有了。它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造手法。
我因为编图案基础教科书，理了一下庙底沟彩陶纹样。这使我对古代（远古的）劳动人民的造形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中国图案的造形规律。
首先，我明白了庙底沟的当时画彩陶的妇女们，是真正的图案设计家。她们开始把中国图案的规律，奠定下来。她们运用了“条理与反复”的原则。把装饰分成部位、段落，产生了节奏、韵律。她们反映了原始的朴素的宇宙观——“对立的统一和斗争”，所以能够达到生动的、朴素的美。
其次，她们是真正的画家。她们力求“神似”，不拘细节，力求事物的本质的美。也可以说她们开启了中国图案写生变化的正确道路。
她们把星星、月亮、太阳、山、水、渔网等形象用点、线巧妙地组织在图案的构成中，形成一幅宇宙之美与劳动之美结合的画面，令人感到真如庄周梦蝶一样，既是真像又是假像的“栩栩如生”（栩栩如生原意也不是“自然的原样”）。
她们描写一条鱼，一只蛙的时候，开启了图案造形的夸张手法。所谓夸张，不是把所有的生物细部平均地对待，而是加强它们的特征，减弱它们的无关紧要之处。就像易水同志文章中所提到的：“短颈硕腹，背上满缀圆斑，活现出一只行动蹒跚［mán-shān］的大蛙”。而与壁虎相比较，一则“稍一触动它就会甩尾逃去”；与“笨拙的蛙”相比，显得灵动。这难道不是所谓“传神之笔”么？这种中国图案上的传神之笔，就是图案的“意境”，也就是“写生变化”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意在笔先。造形也就是造意。而四五千年前的图案设计者早已传给我们这个“宝”了。
我们的民间艺术一直继承这个优良的传统。像民间蓝印花布上的“蝴蝶”、“莲花”、“瓜”等纹样，我们如果用心观察的话，它们之间是一脉相传的（虽然生活不同了，题材不同了）。蝴蝶的“须”，不知比真的要“大”要“粗”几倍；莲蓬也是可以画得比荷叶还大；而瓜藤，却又长，又粗，又大，简直是夸张极了。
为什么呢？
艺人们画蝴蝶，并不是画蝴蝶的标本，而是画它的精神状态。夸张了须，等于夸张了“蝶恋花”或“喜相逢”。夸张了莲蓬，等于夸张了“连生贵子”。夸张了瓜藤，等于夸张了“瓜瓞［dié］绵绵”。瓜如果摘断了藤，在农民意识上是不可想像的，那就等于断绝了“后代”，也就是断绝了劳动力。所以农民创造的“瓜图案”，瓜倒不一定画大瓜，叶不一定画多叶，而藤却不可省略，相反地要夸大。
这样的图案才称得起“栩栩如生”。生者，生活也，非生理也（当然也与生理有关）。此才称做“逼真”。逼者，逼近真理也。图案的美，在其中矣。
我非常同意易水同志文章的最后几句话：就“这几件看，都显示了当时人们丰富的想像力，能把要表现的东西塑造得传神、生动、古朴可爱，到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出色的造形艺术品。”
我借用它来结束这一篇文章。我再补充一句：新石器时代的造形和装饰，是我们学图案这一行的祖师。我们要拜它们为师，然后继承发扬，青出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