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书话
晦庵
“奉令停刊”
为了抵抗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压迫，党刊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读者是有组织的对象；党所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也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以分赠散发为主。文艺书刊就不同了。一般都由书店出版，出版者要核算成本，要设法赢利，读者的选购又必须出于自愿，倘使把一部小说改名《脑膜炎预防法》，爱好文艺的青年便不来“光顾”了，结果将是不禁而自绝。因此伪装对于文艺书刊要困难些。不过斗争仍然是存在的，在紧要关头，改一下名，这样的例子回顾起来就多得很。
以和左翼文艺运动有关的刊物为例。比如上海出版由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当1930年5月10日第四、五期合刊出版时，刚一发行就被查扣了，为了使余下的存书能够继续发行，就改封面为《海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刊物第四、五期合刊就有两种不同的封面。再比如在北京出版由吴承仕主编的《文史》双月刊，当1934年12月（原定10月出版）第四期出版时，刚一发行也被查扣了，余下的一部分存书改封面为《文学概论》，继续发行，因此现在也可以发现两种不同封面的第四期。不过这种做法，由于编者不能明白告诉读者前后继承的关系，无法发挥已经建立的影响，改名实际上等于重办，而且像《文学概论》那样的名称近于单行本，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和这两个刊物稍稍不同的是《萌芽》（1930年1月创刊）和《文学丛报》（1936年4月创刊）。它们都是在第五期出版时被禁止的，由于第六期已经集稿，决定改名再出一期，《萌芽》改为《新地月刊》（1930年6月出版），《文学丛报》改为《人民文学》（1936年9月出版）。自然，它们的寿命也仍然止于这一期。不过即使只是一期吧，大家也乐于看到它，因为这不是逃避，而是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愈是残酷，人民抵抗压迫的经验也愈是丰富。三十年代初，刊物被禁，一般是从通知到达的时候起算的，“禁令”一到，发行停止，作为抵抗，至多改名续出。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通知虽然到达，还得再编一期。理由是：既然不让出版，就得向读者声明停刊，决不能无疾而终。这种时候，编者总是把本来无法和读者见面的稿子，全部登上这一期，封面标出“停刊号”。最突出的例子是1937年1月创刊的《热风》，这个刊物出版后立即遭禁，第一期是“创刊号”，第二期便是“终刊号”。一始一终，头尾相接。创刊号封面印着《创刊献词》，终刊号封面印着停刊《献词》，后一个献词只是几行虚线，中间四个大字：“奉令停刊”（见图）。放在书店橱窗里，简直是一个大讽刺。最着急的当然是“检查老爷”。按照他们的意思，声明“停刊”业经默许，指出“奉令”未免那个。万一给上司知道，准会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说不定还要开除差司呢，所以就全体出动，到处扣押，但刊物早已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了。这是文网史上一幕不应漏写的插曲。纸包不住火，历史继续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综合性刊物如《周报》、《民主》等被禁，终刊号上还采取集体抗议的办法，“老爷”们虽然恼火，怎奈大势已去，自己也觉得束手无策，难以挽回了。压迫和反压迫形势的逐渐转变，在这点上可以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