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长锁是怎样做领导工作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耿长锁是怎样做领导工作的
中共河北安平县五公公社委员会书记　黄玉成
在我们公社，五公大队是生产发展最快的一个大队。原来这是个“大风刮，流沙跑，旱地多，土质薄”的低产队；现在90％耕地有水浇了，80％能够机耕。从1957年起，粮食、棉花每年增产，四年来仅卖给国家的棉花就有四十二万斤。
这个大队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同志直接领导的。
虚心听取各种意见
不论办什么事，耿长锁都和干部虚心商量，从不自己草草作出决定。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1年初冬，他打算组织各队把二百亩高低不平的地平整好，来春好浇地。召开管委会之前，他就把这个想法和支部书记张端念叨。张端说：“这事你看着好，就组织人去干吧。”他觉得不听听大伙的意见不妥当。就决定在管委会上提出这件事，请大家拿主意。副队长乔利广说：“这二百亩地有红土也有白土，天冷了，红土冻实了，要平好太费工；不如今年冬前，先平北头那一百亩白土地，明年开春再平南头那一百亩红土地。”管副业的副队长徐满堂也说：“咱队正在开展副业活动，给明年生产筹备资金，要是拿主要力量平地，就得抽搞副业的劳动力，就会影响收入。我赞成先平白土地，不抽搞副业的劳力，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大伙觉得这个办法好。结果做到冬前把白土地平完，今年一开春又把红土地也平了，副业没有受影响。耿长锁说：“要不是靠大伙的主意，我怎么也看不了这样周全。”
他不光认真听取大队干部的意见，而且越是下层干部的意见，他越注意听。对生产队或作业组的工作，他总是尊重队长和作业组长们的意见。他说：“事情由哪一层办，哪一层的意见就越宝贵，听听下层干部的意见，就能少走弯路，没一点坏处。”1960年种春薯时，天旱地干，种上以后保活是个大问题。他找二队队长李瑞申商量，李瑞申说：“今年俺们队种甘薯推行了‘三包’（包工、包质量、包地块），保证活没问题。”他又找作业组长李文学去商量。李文学说：“按俺们队先插秧后浇水的规定，甘薯成活率只能到70％；俺们组试验着先浇水，后插秧，再浇一次水，成活率达到90％以上，增加了工序，队上得添工。”别的作业组长也有这个意见。耿长锁把这些意见告诉各队的干部，又建议大队帮助各队改进种甘薯的包工办法。这一年，土地虽然特别干，但春薯秧成活率超过任何一年。
在周围一些大队干部们的眼里，耿长锁的工作方法又多又好。有人说：“老耿干工作时间长，经验多。”也有的说：“上级帮助的具体。”这些看法都对。可是，耿长锁的工作方法所以又多又好，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他能在社员当中找办法，一是虚心向外地学经验。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和社员们一样干活。老社员张近仁等人是最好的见证。他们说：“别看俺们老耿六十二岁了，除了生病、到外村开会，他总是和大伙一块干。”为这事公社党委也考虑过：耿长锁同志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壮实，工作很繁重，劝他少参加些劳动。可是他说：“我干活多少是次要的，离开了劳动我就离开了群众，万万不能那么办。”因为耿长锁同志天天和社员一起干，社员们了解他，不论大小事，有什么心思也愿意和他念叨。这样一来，五公大队的工作，就不再是他们几个大队、生产队干部挑担子了，而是五公大队两千多人一起挑担子。
耿长锁同志还有个长处，不管是顺耳的还是不顺耳的话，都认真听。他从许多不顺耳的意见中，得到很多重大的启示。去年春天，队上准备再开两条渠，扩大浇地面积时，倔［juè］脾气的老社员耿文瑞对耿长锁说：“还开渠干啥，再开就把地全浇碱了。”这句话说得硬，很不受听，可一下子提醒了耿长锁。他想：开渠虽然不一定会形成碱地，可也有一面理：有了水，灌溉不合理，就容易碱地。他就和干部们商量，从积极的方面接受这个意见，一边开渠，一边改善灌溉条件。这样就避免了土地返碱。
处事慎重　实事求是
和耿长锁在一起工作的干部都说：老耿领导生产走得稳，从不冒失。这话千真万确。他办事有个主心骨：没有把握的事，一定先试试，试准了才动手去干。1959年春天，大队技术员周元九根据本地土质情况提出：棉花和甘薯间作可以发挥地力，能增产。有的干部主张立即推广这个增产措施。耿长锁觉得这件事还没把握，就和大家研究，坚持先试验后推广。这一年试种了一亩，秋后单作的棉花摘了籽棉一百七十多斤，间作的摘了籽棉一百八十多斤，还刨了二千多斤甘薯。社员们看到这个措施确实能增产，要求1960年普遍推广。耿长锁想：1959年风调雨顺，棉花行宽，甘薯棵数少，如果按一般棉田种植还能不能多增产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他建议管委会再试验一年。结果1960年又试种了一亩，间作的棉花比单作仍不少摘，每亩还刨了二千三百斤甘薯。两次试验成功后，全大队才大面积推广了这一增产经验。这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耿长锁就是这样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平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想了又想，每拿一个主意，都是再三考虑。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他也总是用心想来想去，考虑如何积极执行，不合乎本大队实际情况时，就老老实实地向上级反映。今年公社根据大部分队送肥任务重的情况，提出当前春耕生产的中心工作要集中力量送肥。可是五公大队去冬就把肥送得差不多了。耿长锁就把情况反映给公社，并说明五公大队的工作中心应当是精细平整土地。这样就使公社的领导更符合各队的实际了。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不务虚名，注重实效，是耿长锁同志工作作风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对上有一就说一，有二就说二。1960年7月，全社各大队开展除草灭荒竞赛，有的大队为了“争先进”，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向公社汇报荒草除完了。耿长锁却不是那样，他把五公大队还有一百多亩地没锄完的情况，实实在在地汇报给公社。
也许有人说，耿长锁这样做是因为五公大队离公社近，假报容易被查觉。真是这样吗？不，耿长锁同志不仅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也教育群众实事求是。去年冬天公社发动各队积肥时，有人主张把积肥原料堆起来就说完成了任务。耿长锁说：“积肥要积极干，可不能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欺骗上级，最后还是害自己。”大家觉得耿长锁说得对，采取了层土层肥层水“高温堆肥”的办法。这一年冬天积的九千多车肥，圈圈又黑又臭，质量很好。耿长锁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对群众负责和对上级负责。他常和干部、社员们说：“咱们争的应当是多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这是最大光荣。除了这一条，什么也不应当争。”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些年来，五公大队始终是我们全公社坚持按国家计划办事的榜样。耿长锁识大体顾大局，把服从国家计划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责任。1960年春雨雪少，播种棉花时地干墒不好，有四十多亩棉花没出全苗。当时有的干部建议改种成粮食作物。耿长锁说：“国家的植棉计划是根据全国需要安排的，一个队少种四十亩，虽然数量有限，大家都这么办，国家计划就没保证了，我们不能这么办。”当时快到小满了，他仍然耐心地说服大家把缺苗补齐。苗子出得晚，他和支部书记张端等分头深入到队，帮助社员对晚苗多追肥，勤浇水，促使晚棉苗很快追上早苗，这几十亩晚播棉花，秋收同样超了产。
耿长锁这种胸怀全局的思想，深深地感动了干部，教育了社员。五公大队每年的粮食产量总是报得实实在在，年年带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向国家交售最好的粮食和棉花。1961年他们按计划完成了征购任务后，听说国家号召各地多卖余粮，支援灾区、支援城市，耿长锁和社员们商量后，又主动提出再卖给国家四万斤余粮。
（原载《河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