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谚简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农谚简论
游修龄
农谚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结晶，以歌谣谚语的形式，世世代代，口头相传保留下来，富有深刻的科学道理，是我国农业遗产中极其丰富的宝贵的部分。
考察目前各地流传的农谚，常常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是流传相当久远，在古书上已有记载的。例如，浙江农谚：“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就见之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沈氏农书》引“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冠以“古人云”三字，可见这句农谚决不是起源于明代。各地普遍流传的“收麦如救火”、“无灰不种麦”等，在十六世纪初的《便民图纂》中已有引载。苏北农谚：“要知五谷，先看五木”，见之于《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有些农谚竟可远溯［sù］至数千年前，如浙江农谚：“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就见之于西汉时桓宽的《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由于农谚的来源可以不断追溯，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农谚的起源与农业的起源是一致的，而农业的起源远早于文字，所以农谚的起源也可以说在文字之前了。如果说，音乐、舞蹈、歌谣都起源于劳动，那末，农谚实在是农业劳动中从歌谣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歌谣与农谚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主要是描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即着重社会关系的；而农谚则主要描写人与自然斗争，即着重生产方面的。不过这样的区分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二者之间还保留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农谚的范围本来就很大，也可以包括除了农业生产以外的“立身处世”的经验，而农谚的音律和谐，合辙押韵，形式动人，富有生活气息，也很难与歌谣截然划分，特别在古代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诗经》的《七月》、《甫田》、《大田》、《臣工》等，既是歌唱农事操作的，又是农民抒发感情的，尤其是《七月》一篇，通过农民自述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经过，可以看出其中已有鲜明的农谚成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谚才从歌谣中逐渐分化出来，同时关于生产经验的农谚也不断增加和丰富。应当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他们的宝贵的经验，极鲜见之于“经传”，主要是靠“父诏其子，兄诏其弟”的口头相传方式加以传播来指导农业生产。
在农作物生产的全部过程上，从选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到收获都有一定的农谚。例如，关于水稻选用良种的农谚有：“种好稻好，娘好囡［nán］好”。关于播种的农谚有：“梨花白，种豆大”，“樟树落叶桃花红，白豆种子好出瓮”，“青蛙叫，落谷子”，“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草子（紫云英）正当时”，“白露白，正好种荞麦”。甚至还有总结失期播种的教训的农谚，如：“十月种油，不够老婆搽头”，“立冬蚕豆小雪麦，一生一世赶勿着”。关于培育壮秧的农谚有：“稀秧密谷”，“秧好半年稻”。关于插秧技术的农谚有：“会插不会插，瞅你两只脚”，“早稻水上漂，晚稻插齐腰”。关于施肥的农谚有：“早稻泥下送，晚稻三遍壅”，“种稻难种三黄稻”。关于田间管理的农谚有：“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三耕九耘田，砻糠变白米”。农民有了这些农谚，就好像有了技术指导手册一样，在农业生产中就能抓紧节候，不违农时。
我们将各地流行的农谚加以比较，可以发现：第一，农谚带有地域性。农谚的地域性实际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地域性。浙江农谚：“麦黄种麻，麻黄种麦”；陕西农谚则为：“麦黄种糜，糜黄种麦”，反映了作物的播种时间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华北农谚“七金八银、九铜十铁”。“秋收不耕地，来年不能定主意”，反映了北方冬季休闲、一年一熟耕作制度；在南方就不是这样，浙江农谚：“草子种三年，坏田变好田”，“草压花、麦压芒、菜压角”，反映在浙江地区冬季不是种绿肥，就是种大小麦、油菜（以及蚕豆、豌豆）等，是很少休闲的，更没有七月八月就耕地准备过冬的。地域性差别最大的是播种期，例如种麦，华北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浙江种麦农谚则是：“寒露早，立冬迟，霜降前后正当时”或“立冬种麦正当时”。又如种芝麻和小米，华北农谚：“小满芝麻芒种谷”；浙江农谚则是：“头伏芝麻二伏粟”。第二，各地的农谚又具有普遍性。许多农谚，尽管地区不同，条件不同，却都有类似的说法，浙江农谚：“割麦如救火”和华北农谚“麦收如救火”一样；“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水”在浙江、苏北等地都有同样农谚：“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有钱难买大肚黄”等等。各地农谚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作物的生物学特性是它本身遗传性的表现，其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栽培原理往往是有共同性的。
概括性和科学性是农谚的最重要特点。由于农谚是口头相传的，它不可能长篇大论，必须简短流畅，便于记诵，但它的内容又很丰富，所以必须精炼深刻，发人深思。这就必然使农谚发展成为高度概括的、短小精悍的经验结晶形态。很多农谚看来简单浅显，却包含有深刻的科学原理。例如浙江种植绿肥的农谚：“若要草子好，经常三分燥”。一般地说，草子是喜欢湿润的土壤的，特别是草子种在稻田里，是足够湿润的；但喜欢湿润不等于不需要空气，农民特别指出了“经常三分燥”的关键。据科学研究表明，草子田土壤的湿度以70％左右最好，有利于降低地下水位，增加氧化层的厚度，缩短还原层的厚度，使根系及根瘤的发展良好。这就是农谚的精练、概括性和科学性所在。“山园直插，荡园斜插”，这是指扦插甘薯藤要根据土壤水分条件来决定扦插方式的，山地土壤干燥，宜插得深些（直插），平地地下水位高，可以插得浅些（斜插），都有利于发根。“牛粪冷，马粪热”，因为牛粪含水分较多，微生物的活动弱，分解缓慢，施入土壤后，不能增高土温；马粪含水分较少，通气性好，易被微生物分解，产生热量较大，施入土壤后，有增高土壤温度的作用。这些农谚是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可以予以解释说明的。此外，有好些农谚所含的意义，还需要作深入的科学研究试验才能揭发其本质，例如“种稻难种三黄稻”，“有钱难买大肚黄”。其中关于晚稻的“三黄三黑”问题（见1962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又如农谚“九耘谷无毛，三削麦无糟”，深刻地指出中耕除草对作物品质的影响，在农业科学上对这些方面也还需要进行研究。
农谚是最典型的群众的创作，它的作者就是广大的群众，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产物，它与群众的关系像鱼与水的关系一样密切。这就决定了农谚的思想、感情以至于表达形式必然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而且生动活泼，风趣横生，把一些生产经验用通俗的流利的口语表达出来，使群众乐于记诵，便于相互传播。农谚中最常见的是把生产技术措施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说明，如说明秧田施肥关系培育壮秧的重要性，农谚并不直说秧田施肥要如何如何，而是说：“好酒好肉待女婿，好粪好料上秧田”，使人领会到要以待女婿那样的亲切心情来搞好秧田施肥工作。拔秧以前要略施“起身”肥，以利发根，但又不必太多，农谚就说：“秧苗起身，还要点心”，以“点心”来喻起身肥的作用、分量，恰到好处。冬季种麦子没有灰肥是个大问题，农谚用“无灰不种麦，无酒不请客”来强调说明灰肥的重要性。稻苗缺氮肥，叶片发黄，亟需追施肥料，农谚用“稻子黄恹恹，主人欠它豆饼钱”来讽喻。玉米打顶后可以促使结棒子粗壮，植株生长有力，农谚就用“玉米去了头，力气大如牛”来刻划。其他如：“番薯不怕羞，一直栽到秋”，“种田草子河泥，小孩糖梗荸荠［bí-qi］”，“秀稻黄，吃块糖；秀稻黑，没得吃”等，都是生动活泼而又寓意深刻的好农谚。我们在继承农谚这份遗产，总结农谚特点的时候，应当把农谚的这种通俗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
还有一部分农谚带有阶级的烙印。在过去的农谚中反映出许多旧社会中农民困苦生活的境遇，例如：“人怕老来穷，稻怕秋来旱”，“六月到，卖棉被，买灰料”，反映了农民生活经常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不卖掉棉被就无法进行水稻生产。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有一首新歌谚说得好：“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在过去的农谚中也反映了阶级性，例如，同样是“租田”，地主说是：“租田容易讨租难”，农民却说：“租田容易缴租难”。旧社会中地主阶级垄断粮食，囤积居奇，造成人为的粮食紧张：“庄家主生的俏，越贵越不粜［tiào］”。农民并不甘受剥削阶级的无尽榨取，在农谚中也反映了农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情绪，认识到自己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孔子、孟子，当不得我们挑谷子”。
还应当看到：在过去农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糟粕，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如：“田莫与岸争，人莫替命争”，“家有三等田，不必问神仙”，“欲知来年荒不荒，八月十五看月光”等。
农谚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践而向前发展的。全国解放后，出现了许多新农谚，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积极、进取、乐观，充满信心的精神状态，反映了时代的面貌焕然一新：“土改人翻身，改土田翻身”，“生土年年加，产量步步高”，“深耕需肥多，肥多需深耕”，“种子田，好经验；忙一时，甜一年”，“前熟为后熟，熟熟为全年”，“人工授粉好处多，颗颗荞麦挂珍珠”，“玉米结婚，子子孙孙”等等。这些新农谚，既继承了历史上农谚的优良传统，又赋予了农谚以新的内容。
我国农业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以我国幅员的辽阔，气候条件的复杂，耕作制度的差别，作物种类的繁多和栽培经验的丰富，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劳动人民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很大一部分蕴藏在各地的农谚中。农谚是我国农业遗产中的一个宝藏，我们在浙江一省初步收集的结果，单是关于农作物栽培方面的农谚即达千来条，如加上关于气象、天时、果树、蔬菜、畜牧等方面的农谚则不下数千条，从全国范围来推算，其蕴藏量当以万计。从我们搜集到的农谚来看，其中有许多的确是字字珍珠，千百年来放射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发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