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法捷耶夫作 袁水拍译
我是属于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一代，正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我们带着旧式中学所给我们的教育的包袱，踏进了新旧两个世界的激烈斗争中去。新世界是俄罗斯的工农大众创造的，通过争取合理生活的努力，工农大众第一次赢得了胜利。旧世界为国外反动势力所支持。在远东，那国外势力就是日本。这一段长留在人民记忆中的内战时期就是叫做“十四国对苏联的干涉战争”。
我们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的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同时，我们也必须选择，因为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势必受到两边的攻击。这选择不是容易的。我们所受的一点儿教育是我们父母所仅能张罗的。我的父母是遥远的村庄上的一个医生的助手，他们同时还耕地。我的几个同学都有着相类的生活情形。我们和工农的生活非常接近。
因此我们充满着青年的高度希望，我们书包里放着高尔基和涅克拉索夫的书，我们参加了革命。我们被解放的愿望所激动，因为那时候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白军库尔察克将军正在得势，他比过去时代的军人还要残酷。我们又被爱国的热情所激动，因为我们的国土被日本干涉军的铁蹄践踏着。
我就从那时候起开始做一个作家。我认识了人民的最优美的德性，而我也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作为一个兵士和他们一起行军，走过几千公里地，睡在同样的军装大衣之下，在同样的铁罐中吃东西，这样一共有三个年头。就在那时候我开始认识了那些领导人民的人物。我认识了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是人民的最优秀的子女。如果人民不在他们中间发现这些人，那么他们将永远沉沦在穷困和压迫之中。
塞吉·拉索，这个远东游击队所爱戴的领袖，被日本人抓去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子里。我的表兄西伯采夫也在那时候被他们抓去同样烧死了。这是我进入生活的“入场券”。我认识了党对于人民命运的重要意义，我被准许入党，我感到极大的骄傲。
苏维埃文学最初是怎样创造的呢？它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创造的。在内战以后，我们开始从我们广大的国土各地聚集拢来——我们不少是党员，更多的是非党员的青年——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的环境虽则各有不同，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有许多相似之点的。“夏伯阳”的作者富曼诺夫的道路是如此。比较年轻的，也许是我们之中最有才能的，萧洛霍夫的道路也是如此。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当他在前线受伤失明而瘫痪之后，他创作了描写我们这一代的不朽巨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加入了比我们年长的一代作家群中，他们大部分和我们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只是他们比我们出发得更早。这中间杰出的是玛耶阔夫斯基。他是一个声音洪亮的巨人，他在工人俱乐部和大学讲堂里发出雷鸣似的巨声，引起我们带着畏惧之意的崇敬。当我们出版青年时代的作品时，年老的，已经写了大量著作的，绥拉菲摩维支完成了内战的史诗“铁流”。
我们象浪潮似的一群群卷入了文艺界；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带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一致感到这新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致爱这个新世界。紧接着我们而来的人，旧时代与他们的联系更少。最后加入我们的作家们则从幼年时起，就生活在新的时代里了。其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现在更有许多名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才为人所知的。在这次被我们人民确当地称为爱国战争的时期中，我们的作家每三个之中有一个参加作战，牺牲在战场上的达一五○人。
苏维埃文学家不仅包含我们俄罗斯人。我们其他民族的作家一年比一年多加入进来，乌克兰人、乔治亚人、吉尔吉斯人，后者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的作品带来了不可模仿的，传统的和民族形式的特色。
高尔基过去是，现在也是，苏维埃文学的伟大领袖。他来自俄罗斯人民的底层，他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艺术的教育者。在我们的一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受到高尔基的鼓励。
因此你可以明白，那些西欧新闻记者们所说的话是多么愚蠢，多么粗忽（说得温和些）啊！他们硬说苏维埃文学是不自由的，是由命令产生的。他们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苏维埃文学是苏维埃生活所产生的。新社会象空气似的充塞在我们肺叶中。我们自己就是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
当我们进入文学界时，我们的艺术的行囊中是什么呢？我们向世界说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当然我们很抱歉我们没有波特莱尔、魏尔伦，尤其是马拉美。我们甚至不会带着勃洛克，这位俄国杰出的象征主义者，要不是他写了“十二个”。在其中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歌颂新社会的到来。但那些现实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家们，是更合乎我们脾胃的。当然，我们最爱好的是普式金、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其次是法国和英国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
我们苏维埃作家认为文学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而是生活的教师，人民的教育者。有人说，这种态度会使文学的艺术性降低。但是这正是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尔、托尔斯泰和狄更斯、左拉和契诃夫、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态度。我想，这同时也解释了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具有那么伟大的力量。他们真实地刻划了生活——创造了他们的单纯的自由的形式。一切伟大的文学来自他们国家的泥土中和人民中。每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不能不感觉到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由于这个内容，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才使我们感觉到贴近它们。
在战后出现的许多西欧和美国文学一鼻孔出气地说，人是反社会的动物，人按照自发的意志而生活，他是软弱的，可怜的，或者，当他变得强壮时，只是象狼一般的食肉兽。在许多西欧和美国作家的头脑里，装的只是下流和色情。他们的作品讴歌犯罪，变态和堕落行为。这些作家似乎在向他们国内千百万人民说教，人是没有理性的，没有意志力的，人永远没有希望安排合理的生活。
这一类文学和我们苏联所熟悉并且尊重的，西欧和美国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也是不相同的。对于这些进步文学，我们苏维埃文学伸出兄弟的手。苏维埃文学重复证实了那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的话：“人——这是多么骄傲的名字啊！”苏维埃文学努力着使人类价值恢复其真正的意义。它肯定了爱祖国，和各国之间的互相友好，是伟大的人类的感情，男性和女性的爱情是高贵的，美丽的，真正的友谊不是从私利来打算的，母亲是神圣的名字，人是为了劳动和创造而生存的。
旧的人道主义只是因为它战胜了社会的罪恶，所以才能够在我们国内存在。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看来，人如果不劳动，不创造，就不能算人。苏维埃小说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所描绘的人物是平常的男人和女人，但同时也就是一个战士，劳动者，革命者，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人。在无数关于战争以及战后伟大的建设工作的小说和戏剧中，都包含着具有这些显著性格的英雄们。这些作品中的角色都是令人信服地真实和生动的，他们的目标和努力都朝着明日的世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创造性的活动中，他们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的，他们设想着明天，并促使明天更快地到来。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把生活按着它的发展来表现，是把今天的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从里面看到未来的种籽。这一点上，苏维埃的现实主义去掉了过去文学中所存在着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福楼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人类具有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他缺乏较高的理想，他的现实主义不能鼓舞人们。雨果则含有过份的道德目标，和实际的接触太少。他的浪漫主义缺少生活的历史的真实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扎根在发展中的生活的现实上，它包含了革命的浪漫主义。
一家法国报纸在批评我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时，表露了他们的不满，就是我没有描写苏维埃青年的罪恶。那位批评家明显地感到了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苏维埃的青年是按照人的法则而生活的，却不是按照“存在主义”的法则而生活的。但是这不能怪我，我也无法为那位批评家效劳。
有时有人这样说：党和苏联国家权力对文学创作表示他们一定的态度，会不会因此而干涉了文学的发展呢？这样不会阻挠创造的自由吗？但是，苏维埃国家的文学是我们的国家精神和人民精神的表现，正如党和国家权力一样。在苏维埃国家内，党是过去半世纪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多年来人民奋斗的最好的最崇高的成果。党和文学的目标是相同的。无论党或是国家权力从来没有干涉过艺术家的个人的创造，从来没有命令过，或是企图命令过，要创造哪一个主题，形象，或艺术形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教条，它承认丰富的个性的存在，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苏维埃文学在创作上的立场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对全人类的高度的负责。党鼓励着作家具有这种责任心。只有当作家具备了这样的责任心，他才能够表现他的个性的最好的方面；否则他只是他自己的不负责任的幻想的奴隶，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是凭不负责任的幻想创造出来的。只有当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不合乎苏维埃人民精神的倾向，使苏维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降低的时候，党才加以“干涉”。党直率地指出这种错误，提醒作家对人民的崇高的责任，并代表人民向作家们要求完成精采的艺术作品。
只有那种渺小人物，习惯于钻在自己的个人感情和经验中，辗转在自己的狭窄的单调的小天地中，才会觉得党干涉了创作的自由。相反的，这些真实的，诚恳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发出的指示，觉醒了每一个创作家的灵魂中的最好的力量。那些在资产阶级报纸中叫嚣着“创作自由”最利害的人们，正好是依附着有钱的主人，出版商，报纸和杂志老板而过活的人们。这算是什么自由呢？世界上再没有比真理更有力量了。只有真理是自由的。在决定谁有最大的自由时，应该先决定真理是在谁的一边。
我们苏维埃作家对于那些恶意诬蔑者的谰言，将不看一眼地走过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在这世界上，我们的朋友的数目超过那些诬蔑者多多。
　　　　　　　　　　　　　（译自“群众与主流”本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