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史话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畜牧业史话
　　张仲葛
　　一
太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和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并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开始了以人为的饲养、管理和训练的方法，将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畜牧业的历史就是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家禽的历史。远在我国文字没有创造之前，我国畜牧业就已经有了萌芽。从考古学家的发掘中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驯化了狗；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驯化了猪，继而又驯化了绵羊与山羊；牛，马的被驯化，则迟一些。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人们驯养的家畜除马、牛、羊、鸡、犬、豕之外还有象。人们驯养这些动物用来作骑乘、食用、衣用和牺牲（祭祀时敬神用），当时所宰牲畜的数量有时多达三五百头，可见当时是我国古代畜牧业的繁盛时期。
在畜牧业出现的初期，家畜饲料的唯一来源是野草，所以游牧民族大多逐水草而居。后来随着家畜的逐渐增多，天然生长的野草日益不能满足需要，而游牧民族屡屡迁徙，也不胜其烦，因此当时的牧民便逐渐圈一定的地界，将野生植物加以培植当做饲料。我国文字最初的“田”字是培植饲料的
“田”，而不是后来种植粮食的“田”，就是明证。后来，人们在野生植物中发现了适于人类食用的谷粟，才开始种植粮食，这样便出现了初期的农业生产。由此看来，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对种植业的需要，而畜牧业又伴随着种植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二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马一直被统治者列为六畜之首。起先，人们把马用于拉车特别是在战争中拖战车，后来汉族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拓展到山区，于是马便开始用于骑乘，据学者研究，春秋时代
（公元前770—475年）已有骑兵的出现。由于骑术的发展，马匹的用途比前更加广泛了，马在交通上的地位提高了。秦汉时，马匹的发展很快，汉武帝时就派遣使臣到西域大宛，引入了古代有名的汗血种马三千匹。唐太宗贞观二十年，“骨利干”族人（即现在西伯利亚集尼塞次克地方）派遣使节来我国，带来良马一百匹。汉唐以来，先后由西域输入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地的良马，对于内地马匹的改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新唐书·兵志》指出：“陇右（现今甘肃一带——引者）牧之，既杂胡种（指本地马与外来马种如大宛马等杂交——引者），马乃益壮。”由此可见，人们早就知道了杂交改良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我国开始使用铁工具，同时，开始采用铁犁牛耕。用牛耕田，可以深耕、多耕。当时，牛耕之于人耕，犹如今日机耕之于牲畜耕，在耕作技术上同样是一大革命。从这时起，牛便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役畜，铁犁牛耕成为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西汉时，牛耕方法由中原地区扩展到边疆，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9年）任命赵过做搜粟都尉（农官），让他研究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推广用牛耕田。他总结了农民的生产经验，提出一种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这是适应旱作地区的一种增产方法，比用一般方法经营的田地，一亩要多产一斛
（石）以上。
牛、马等大牲畜不但在我国过去的农业生产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役力，因此，应当继承和发展前人的饲养和使役大牲畜的经验。
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的养猪业就已相当发达。由于我国劳动人民对猪种的精心培育，因此汉唐以来，我国猪种就有较高的生产性能，并以早熟、易肥而闻名。我国猪种的优良品质很早就被国外所重视。古代罗马帝国引入了我国南方的猪种，并广泛地利用我国华南猪来改良他们的本地猪，育成了罗马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十八世纪初期，我国的华南猪——广东猪，输出到英国去，用来改良英国的猪种，因而育成了约克夏、巴克夏等世界有名的猪种。
我国的养羊业在汉代是很发达的，出现了不少的养羊能手，其中有我国古代农民出身的卓越养羊家卜式。据《汉书》记载，他曾离开家到山里去养羊，十余年后，羊群由一百多只发展为千余只。后来他为汉武帝牧羊于上林苑中，羊只肥壮而且繁殖快。后世流传的卜式养羊法，就是他总结了前人以及自己的养羊经验写成的，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养羊著作。
养羊业的发展，促进了汉代毛纺业的发展。当时一般质地较粗的羊毛多用来制作旄［máo］毯和地毯，细一些的羊毛则用来作服装用的毛织物。当时的优良羊种有寒羊、同羊等。唐代，还在沙苑（同州）设立养羊场进行“同羊”的良种繁育工作。可见我国养羊业及毛纺业在汉、唐时就已相当发达。
我国内地以鸡和猪的饲养为主的情况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它们和农家的生活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二千年前在《孟子·尽心上篇》里就有过这样的话：“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家禽品种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精心饲养管理之下，获得了很大的改进。因此，在我国出现了不少世界闻名的鸡、鸭、鹅品种，如：九斤黄鸡（原产在北京近郊）、狼山鸡（原产在江苏省南通县狼山）、竹丝鸡（又名绒毛鸡或乌骨鸡，原产在我国南部广东、广西等地）、北京鸭（原产在北京近郊）和狮头鹅（原产在广东省饶平县）等，其中九斤黄鸡早在1843年输出到英国，1850年输出到美国和德国，1877年左右输出到日本。北京鸭于1875年传到英、美，1888年传到日本，1956年苏联也用北京鸭育成了“莫斯科白鸭”。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需要改良军马；同时由于铁犁牛耕方法的采用，人们希望使用役用能力较大的耕牛，对于耕牛的选育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由此，促进了相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当时最著名的相牛学家宁戚（卫国人）传说曾著有相牛经（这部书现虽失传，但他的宝贵经验仍流传在民间）。同时，出现了寒风相口齿（即根据马的牙齿判定马的好坏），麻朝相颊［jiá］，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zī］……等十位最好的相马能手（见《吕氏春秋·观表篇》），此外，还有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九方堙等，对于相马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当时最著名的相马家是伯乐
（姓孙名阳，春秋时代秦穆公时人）。由于各家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各有特长，于是形成了各种流派，为我国古代相马学理论打下了基础。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我国的兽医学也发展起来。传说我国历史上最古的兽医是黄帝时代的马师皇（姓马，封号师皇），他擅于医治马、牛，被人们尊奉为我国兽医的鼻祖。周代，就建立了兽医行政组织。《周礼·天官》中记载有：兽医，下士四人，职掌治疗内外科病，内科病叫“兽病”，外科病叫“兽疡［yáng］”。可见，当时在兽医治疗技术上就有了内科和外科的划分。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熟知睾［gāo］丸的功能和它对动物生殖机能的作用。为了制服动物凶猛的性格，我们的祖先早就发明和推广了阉［yān］割牲畜的方法，这是畜牧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家畜经过阉割不仅使它的经济利用价值有所提高，而且还有选优汰劣的作用。传说早于黄帝时代就有了阉割术，有人认为火骟［shàn］（即骟马）始于黄帝时的董仲先。这些传说虽不能全信，但也很可能在原始社会里有过这样类似的人。我们知道，医学上有些人体手术是先在动物身上试验，才开始运用到人体上来的。在商代，已经有了宫刑，由此可以推想，至少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家畜的阉割术。《周礼·夏官》校人（官衔）的职掌中有“颁马攻特”之说，所谓攻特（马三岁叫特），就是马的阉骟。《易经》载：“豮豕［fén-shǐ］之牙吉”，意思是阉割了的猪，性情就会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也是不足为害的。《礼记》载：“豕曰刚鬣［liè］，豚曰腯［tú］肥”，意思是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做“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tún］圆，叫做“豚［tún］”。古人对于睾丸的功能和它对动物生理特别是内分泌上的作用，不仅描述了形态上所引起的变化，而且也叙述了生理上的转变，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把内分泌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一些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