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端溪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游记

访端溪
方纪
到了广州，很想去肇庆看看出产端砚的地方。这虽然近于“好事”，但要能把古人所描写的端砚之如何名贵，开采之如何艰难，以及对端砚的种种近乎神秘的说法，弄清楚个大概也是好的。
由广州去肇庆一百一十三公里，其间经过有名的亚热带林区顶湖山。顶湖山下，有一个村子叫罗隐，由罗隐渡过西江，便是名闻天下的端溪了。
但我们一直到了肇庆，就是古端州。端州的有名，最早大概是因为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的《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正月，李邕遭贬钦州县丞，去上任时从这里路过，写下了《端州石室记》。如今这篇文字并李北海的书法，还保存在端州七星岩的石壁上。
端州城里还有包公祠。大名鼎鼎的“包青天”也曾被贬到这里做了三年州官。端州的人民还借他的清廉，附会了一个关于端砚的传说。说是包公在任三年期满之后，要调到别的地方，端州人民感念他的好处，送了一块端砚给他。哪知船将启行，西江里起了大风，一时惊涛骇浪，船不能行。包公自以为从未做有负于民的事，何以天公作对？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起了这块端砚，是不当收受的“土仪”，便连砚带匣，一起抛入江中。说也奇怪，霎时风平浪静，船发广州去了。这时，站在岸上送行的百姓，无不赞叹包公的清正廉明，便把这个故事传了开去。显然，这是一个“创造”；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但它似乎一点也没有妨碍后世端州官吏们对于端砚的无餍的搜求。
由肇庆乘船沿西江而下，行约四十里，过羚羊峡（其实是肇庆峡），在峡的东口，江的南岸，有一座由西北走向东南，绵延约十公里的山。山的尾部，正好被西江切断。北岸的山，草木稀少，岩石暴露，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南岸的山，却大不相同：草木葱茏，郁郁苍苍，虽在正月天气，也有一种盛夏气象。山半坡上，从树丛中穿出一道溪流，曲折而下，潺潺有声，注入西江。这便是有名的端溪了。
端溪之小，一步可以跨过；颇令人有名不符实之感。然后爬一段坡，不到半里，便见有一个坐北朝南，周径不过三四尺的洞口，便是有名的端溪下岩，即俗称“老坑”的所在。从唐以来一千多年，出过许多为人考证搜求、议论不已的名砚的地方。
如今，洞口搭起工棚，抽水机正在安装，马达声已经响起来了。
中国的文字，从脱离开刀刻的竹简和漆书的木简以后，便要用毛笔蘸墨在绢帛［bó］和纸上书写。纸笔的发明，自然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墨的制成，砚的应用，也是相互关联的。纸是在汉代就有了，笔该是早于纸的；墨的应用，也不会迟多少。砚呢，在最后；但与笔墨，却有极密切的关系。
据说魏晋以前的人，是用一种天然的石墨来研写的。大约这种石墨研起来粗糙，找起来也困难吧，才产生了用松烟和胶制的墨。但最初的墨，并不如现在的扁而长、或圆而长的便于使用，而是一种叫做“墨丸”的球状制物。和这样的墨相配合，最初的砚是凹形如瓦的一种东西，名字也就叫“研瓦”，并且就是陶制的也说不定。至今在北方的乡下，还叫做“砚瓦”，叫“砚台”已经是对砚的一种“官称”了。
砚的从陶制到石制，当是在成为一种专门的工具以后。远的不说，看唐人的记载，大书法家柳公权是只提到青州石砚的；李白则有《宣州石砚歌》；杜甫写过夔［kuí］州峡石砚诗；韩愈的《毛颖传》，就直说“陶泓”，大约就是砖砚式瓦砚一类的吧？关于端砚，正式见于文字描写，并且比较详细具体的，是李贺的《杨生端州青花紫石砚歌》。这诗一开头便充满了对端砚的赞美之情：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剑割紫云。”可见那时不仅有了端砚，而且有了专门开采端砚的石工了。接下去，诗人便具体地描写了端砚的形象及其实用的好处：砚上的青花像“暗洒苌弘冷血痕”；磨出墨来是“数寸光秋无日昏”；蘸起笔来是“圆毫促点声静新”；末了更极力一赞，说比起端砚来，孔庙中孔子的遗砚也算不了什么！
凡是小时候练过几天毛笔字的，无不感到磨墨是一桩苦事。要花时间，花精力，便是古人，不也慨叹于“磨穿铁砚”之苦么？由于中国文字的艰难，书法又成为一种艺术，寻求一种既便于书写，又节约时间的研墨工具的要求，原是正当的；只要不像后来的有些人把砚石也当做了古董。于是寻来寻去，不知是哪一位有心人，终于在偏远的端州地方，烂柯山下，端溪水旁，寻到了一块石头，研起墨来既快，研出墨来又光，蘸起笔来不损毫尖，用不完的墨还不至于很快干掉。而且这砚石的颜色，凝重端方；砚石的质地，温润细腻；砚石的花纹，隐约沉浮。既便于实用目的，又合乎欣赏要求。于是，端砚的名重天下，居一切砚石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了。
封建时代开采端砚的系统记载是没有的。只知道最末一个开采端砚的官方人物是张之洞，至今人们把这个时期的产品称为“张坑”。这次我们在访问端州黄冈村双东公社的白石生产大队时，无意中在砚工梁洪才家里做饭的锅台后面，发现了一块烟熏火燎得漆黑的石碑。打扫干净了一看，正是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为开采端石发布的一张文告。文告说：
“工匠梁念忠请开端石以备贡品”，而“土人崔角以有碍风水请禁”。于是打起官司来，并且一直打到总督衙门。看情形，这不过是个“由头”罢了，其中还有别的缘故。张之洞是借了这个“由头”，把过去的直接由政府采办端砚，改为“绅商合办”的。过去是“十二股，官三股，贡品在外”；这次改为“共十股，绅商各半，每年选贡佳品”。这样一来，把端砚的一千多年来只能做为供皇帝享用的“贡品”，变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了。那知这种改变，被绅商们弄到了滥开以至于作伪的地步。到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洞坑填塞了，产地荒废了，近八十年来，端砚停止了开采。直到1960年，当地人民政府，才组织了一些砚工，打开洞门，清理坑道，准备重新开发这一有关文化事业的宝藏。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开采端石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看那洞口，只能容一个人弯着身子进出。而且越到里面，洞越低、水也越深，几乎无法转动。爬进去后，要想掉转头爬出来，只能横着身子转才行。古时开采砚石的石工，便都是平躺在地上，把灯放在胸上，仰着面挥动斧凿的。据清代雍正年间一位在端州做过官，并且“躬身其间，采石遍历诸洞”的周某记载，水岩“洞高不逾三四尺，阔如之。自宋开采至今，自高而卑，其深约二里许。洞中之水，屈曲渊渟。采石者，必先集黄冈石工，自洞口鱼贯而入，列坐其间，置灯于洞之两旁，以瓮汲水，次第传出。水渐落而工与灯亦渐加。若汲至底，必须工三百辈，昼夜更番，阅日乃竭。水竭而后采石。”这些记载，看来还是真实的，无怪苏东坡过端州时，得砚石一片，即铭之曰：“千夫絻绠，百夫运斤，篝火下垂，以出斯珍”，算是很重视人民的劳动了。下岩在宋，据说就已经开采完了。后来虽经历代重开，所得似乎不多。明清两代在山上开了不少新坑，但砚材的质量不如老坑，因此不为世人所重。这次的重开老坑，目前还不过试验性质。如今正洞已清出五十多米，发现了西洞两个，东洞一个，洞口均为乱石填死，还不能肯定是不是有名的大西洞和小西洞。洞坑的走向是北西，倾斜约二十五度。如果是“其深约二里许”，则洞坑已在西江下面了。传说中的砚工在水中采石，当也是真实的。这种情形，对于说明端石做为砚材之特具的优良性质，或者也有帮助。端砚的做为书写工具，主要特点是细而不滑，坚而不燥。不滑则出墨快，即所谓“下墨”。不燥则蘸笔圆，所谓之“发墨”。这都是合乎实用目的的。至于所谓之“眼”、“青花”、“蕉白”、“胭脂晕”、“玫瑰紫”、“冰纹鱼脑”等等，都不过是代表实用特点的标志。具有这些标志之一或之几的，可以认为是真的、好的端砚；不具有这些标志，但用起来合乎上述要求的，也同样是好的砚石。赵佶［jí］就说过：
“端石如一段紫玉便佳，何必有眼”。
端石做为优质砚材的根本条件，据这次同去的广东地质局的赵工程师说，主要在于岩石构成的性质。他的初步判断，端石是一种泥质变质岩，形成于泥盆纪或更早的地质年代，经过高温和重压而成。例如其中的“眼”，便是彩泥形成的“结核”。我们在这里还访问了一些老砚工，在砚工的传说中，砚石在出洞之前，摸在手里是软的，在洞内便要用一种端溪特产的草包裹好，在太阳出来之前运出洞外，否则就要变质。这自然是一种神秘化的说法，但却根据劳动的经验，说出了端石之作为泥质变质岩的特征。
出到洞外，已经是红日衔山，晚霞绚丽的时候了。西江平静如镜，照见了我们一行人的影子。由江面望下去，霞光和天色，金紫交辉，瞬息万变。于是我想到了李贺的“踏天磨剑割紫云”。过去是不大能领会这种境界的，也确曾有人注解为“山很高，故称踏天”云云的。这回亲临其境，才知道并不如此。李贺不过是由端石的紫色联想到天上的云彩，又由云彩联想到“踏天磨剑”的端州石工，这才构成了一种极为生动的形象。而我们知道，李贺是不曾到过端州的，其想像力之丰富，描写之真实，该是可以佩服的吧。
这时，赵工程师正在描绘端溪的地形图。他指着山的尽处说道：“从山的走向，岩层的构成看，所谓老坑在宋已经采完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不过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或者还有人为的原因，故弄玄虚罢了。端砚的开采，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我们一起，正站着几位年老的端州石工。他们听了这话都高兴地笑了。这时，在他们脸上，也映出如同端石般的霞光的色彩。于是我想，在我们的时代，这些如神之巧的端州石工，更可以施展他们的本领，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割取紫云般的端州石砚了。我们回到船上，端溪旁的马达声一直把我们送了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