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过去藏书家的图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过去藏书家的图章
　　知非
藏书章便是在书籍的前面或后面打上图章，表明这本书的所有权，它是属于何人或属于某某单位，也就是说明这本书是谁的。所以任何图书馆，当书籍进馆以后，打上该馆的图章，正是手续之一；至于个人的书，也有打上自己图章的，也有写上自己的姓名的；总而言之，只是一种标记而已。最大的意义是防止遗失。因此把藏书章作为一种记号来看，未为不可。
然而过去许多藏书家的印章，却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标记的范围，常常借着一块小小的图章，表达个人的意愿，刻制许多名章和“闲章”。除一般的以外，有些印章的词句是可笑的，甚至于是可鄙的。各色各样的形式都有，其中有告诫式的，还有遗嘱式的。从好的方面说是对于书籍的爱护、珍惜；从坏的方面说是强烈占有欲的流露。
明末的大收藏家项元汴（号墨林），他就喜欢在书籍字画上打图章，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说：“墨林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liù］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仰且遍黥其体无完肤，较谋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意思说他得到好的图书字画，表示是自己心爱的东西，在上面乱打图章，就像娶得一个漂亮的女子，害怕她跑了，在她脸上身上刺着许多花纹或文字，实是一种残酷的行为。这个比喻不见得恰当，而这个讽刺还是正确的。但是竟有人专门欣赏这种作风，加以模仿，并沾沾自喜，如清朝的藏书家杨继振，他在题跋中说：“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
（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六）。他一方面不轻易在书上圈点、写字，以保持“卷帙精整”；同时又在书上乱打许多图章，还说是“于书不为无补”，他自己说是个人的癖好，看起来好像矛盾，实际也只是占有欲的表现而已。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有“藏书家印记之语”一条，引了两个长文的藏书印，如蒋光煦《东湖丛记》记明朝的藏书家毛晋有朱文大方印，其文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yù］，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共五十六个字。他希望他的子孙能读这些藏书，如不能读而竟将它卖掉，他认为是不孝子孙，连禽兽都不如。这不像一个图章，而是一篇告白，不只告诫他的子孙，并且还告诫别人。《东湖丛记》又记清朝王昶［chǎng］的藏书印章，其印文中有“……愿后人，勤讲肄，……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也是很激动地先骂一通，有如遗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对之感叹道：“鞭笞犬豕庸非酷，得失何妨等楚弓”。作者不赞成藏书家这种谩骂的办法，并引《家语》楚王失弓的故事，所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又何求？”这是开明的见解。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的：“尝忆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不达就是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想不开，恨不得把书都带到棺材里去。叶德辉又总结地说：“诸人皆眷眷于其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这是事实，也是确论。像宁波“天一阁”藏书，经过四百年，现在更得到复兴发展，那是绝无仅有的。
就我们从古旧书籍上所看见的各式各样的图章印文，虽然文字的多少不同，词句的或温和或愤激也不一样，而它总的精神则是“子子孙孙永宝”，这是藏书章中最普通的一个，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因为要子孙世守，所以在印章词句中坚嘱“勿以鬻钱，勿以借人”（杨继振的藏书章）；或是“………古人以借鬻为不孝……”（施大经藏书章）等等。这是封建社会的反映，他们不把图书看作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而把它当作私产，甚至认为是可居的奇货，这种思想确实太坏了。
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藏书家，他们在藏书印上只谆谆［zhūn］嘱咐借阅的读者要爱惜书，不应损坏别人的东西，他们常常引用颜之推的话刻为图章，如：“《颜氏家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云云。这比较坚持不借给人看的收藏家似进步得多，至少他没有把书“藏”起来的思想。
从宋朝到清末，据叶昌炽的记载，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位藏书家。现在这些收藏家们的图书，绝大部分都归入各地图书馆，也就是还之人民，任何人都可利用。对于书的保护比个人的书斋要好得多。过去这些藏书家印章上的词句，也就永远成为书史上的陈迹。
总之，过去藏书家的思想和现在不同，因为那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至于藏书家对于书的搜集、整理、爱惜、勤勤恳恳地终身不倦，使若干古书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是不能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