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文件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份文件
　　王凯
1937年11月，日寇在侵占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推进。一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蒋介石政府溜到武汉去了。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被迫于11月下旬迁往武汉。行前，办事处李克农同志对我说：“你的家眷在南京，容易隐蔽，所以党决定你留下，任务是把一份重要文件交给上海地下党派来的萧松同志，完成这个任务后，再行转移。”
我带着文件回到家里——武定门小心桥十三号，这就是萧松和我联系的地点，一心等候他的到来。
谁知形势变化很快，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就纷纷把南京城里的人，赶到五台山难民区去集中。
我考虑自家住宅靠近城门，留在城里的话，如果日寇一进城，文件和人都很危险。难民区有国际红十字会维持，隐藏文件比较容易，决定带着爱人和孩子搬到难民区去。留下岳母住在小心桥。岳母认得萧松，他来了就可以知道我的住址并把文件取走。我搬走不多天，南京就沦陷了。
一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还没有见到萧松，我决定去小心桥一趟，打探情形。
我伪装成要饭的从难民区来到小心桥。见了岳母，得知萧松没来找我，心里一凉到底，拉了几句家常话，便转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刚拐进乌衣巷口，忽然从一家小酒店闪出一个挂洋刀带醉意的鬼子，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咕噜咕噜说我是“中央军”，要逮走。
“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我佯作求饶说。
“拍！”他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鬼子迫我往前走。我边走边想，克农同志要我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可我任务没完成就落到敌人手里，这该怎么办？走着想着，到了乌衣巷中间，看看前后没有旁人，我不知哪来的一股猛劲，一闪身，飞起一脚朝鬼子小肚子踢去，不料落空。鬼子狂叫一声，急忙拔刀，我又一箭步扑去，就势打去“点心拳”，只听得“呀”的一声嚎叫，那鬼子墙塌似的倒地了。
大概是鬼子的狂叫惊醒了大马路上的哨兵，“吱——”一声哨子响过，急促的脚步声朝我而来。正好路旁有家鸦片馆，我飞也似地躲进鸦片馆里，日寇发现他们的一个小队长被打伤了，在全城大肆搜查，在店主人的帮助下，我在鸦片馆躲了六天，终于回到难民区。家里人一见，喜出望外，他们还以为我已被鬼子抓走了呢？
第二天上午我女儿从门口跑回来说有人找我。我想一定是萧松来了，高兴万分。一见那人，却不是萧松，而是我的连襟老郭，从他嘴里，才知道由南京至武汉、上海的交通已被日寇切断，因此萧松来不了，我也无法同办事处取得联系。
转眼间又过了一个多月，听说南京至上海的火车通了。我立即用暗号写了一封信向萧松联系说，“我这里有一批货，请速来南京商洽。”
我想萧松接到信，很快就会来的。为便于接头，我便在高家酒馆林园门口摆个小吃食摊子。卖点烟、酒和酒菜。没摆上几天，孩子和爱人先后都得了重病。而当时我们一天一人只能向红十字会领取三、五两米吃，大人好说，孩子饿得哇哇哭叫，全家人瘦得皮包骨头。
为了和萧松取得联系，我白天做“生意”，夜里回家伺候病人。夜深人静，想到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也无法联系，心急如火焚。一天夜半，我检查隐藏的那份文件，忽然发现文件有些发潮，心里一惊。决不能让文件霉烂，要烤干它，可是怎么办呢？党的严格的地下交通纪律，不准许在日光或灯下透视文件，要是在灯上烤，不就能透视文件了么？不能这样做。忽然，灵机一动，我把潮湿的文件紧贴在胸前。过了一会儿，摸着文件已经干了，我把它用布包好藏进干燥的墙缝里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萧松还是没来，这份文件我究竟怎么处理呢？经慎重考虑，我决定逃出南京，将文件直接送到上海。
还在四个月前，日寇宣布，四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城。当时我才三十多岁，要出城不容易。不过我心里早有个谱儿，打那时起一直不理发，头发胡髭足有二寸长，倒像个四十岁开外的人了。6月下旬的一天，我将文件缝在自己裤裆里，带着爱人和孩子装着有病的模样，朝邑江门走去。“什么的干活？”鬼子哨兵持枪对准我的胸膛厉声吼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城去讨饭吃。鬼子见我满身污秽［huì］引来好多苍蝇，没仔细检查我身上，狠狠捣了我三枪托子，让我们过去了。
到了上海，我当即按克农同志的交代，去梅白克路医院找萧松。我迈着轻快的步子，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找到组织，完成任务。走到梅白克路，我左右注视，来回穿了几趟，不见有个医院。心里非常焦急。现在怎么办呢？去武汉吧？长江下游的主要城镇大部被鬼子占领，去不成。忽然想到福州是自己的老家，熟人多，一定能和组织接上关系。于是我确定去福州。
一家人去了福州，并没有马上找到组织，心情很沉重，看到隐藏文件的那张破棉被，感到自己辜负了党的希望。
有一天，报载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已从武汉迁至重庆。当时福州至重庆，可通平信，于是我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暗示说交给我的“货”——文件，没有“批发”出去。
9月中旬，我得到了办事处的指示说，自南京失陷后，因日寇切断交通，办事处无法和我联系。萧松未到南京也是这个原因。但他去过武汉，早在办事处取走了同样一份文件。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地点又转移了。对我一直妥为保藏党的文件和设法完成任务的精神，办事处感到满意，同时指示我烧毁那份文件。这时候我才知道文件内容，就是1937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邵新民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