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体验到新的师生关系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体验到新的师生关系
王慈
过去，我曾经作过十来年的教员，并且还作过两年的训育主任；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时期，我觉得教书是很“清高”的，不过问政治，凭着学识吃饭。现在想来，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顺民。作训育主任时期，我曾想：学生和我都是亡国奴，我要尽量对学生宽厚，不要体罚，和学生常在一起，打成一片；但是很怪，当我这样作了一年以后，并没有见到什么成效。学生很少自动的找我说话。我参加他们的队伍去玩篮球，球到了我手里的时候，谁也不来争夺；有时他们围一圈人在兴致勃勃地谈笑，我也笑着凑上去，他们就很规矩的给我敬礼，然后一个一个的就溜开了，使我非常扫兴。当时我想：我对学生很好，为什么他们非要怕我不成呢？最近，为了学习业务，我们到几处中学去参观，共参观了新生中学、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和市立第四中学三个学校。通过了这次参观，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北师，我问到一个学生：“你怕你们的教导主任吗”？他很莫明其妙的说：“学校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我们大家订立规章，大家遵守，有什么怕不怕呢？”并且随时都可看到一群学生，在课外和教员们很自然的谈笑，提着问题。这些情况，都使我感动和欣羡。后来，我又听了新生中学二院教导主任谈管理学生的方法，他说：“如何领导学生呢？我们用各种会议来推动，用民主集中制，培养骨干依靠积极分子，提倡学生的学习竞赛，利用适当的表扬或小组批评……。”在旧社会里，校长、主任、级任大都是高高在上的，把学生看成是压迫的对象。训育主任的任务更是专门镇压学生维持学校“治安”的。即或有个别进步的教育工作者，但在反动的政治条件下，也不可能自由地施行正确的教育方针，在那种情况之下，那能有正确的师生关系呢？
北京在解放前，有些人喊着“一切政治退出学校”这样一句讲不通的话。这些人觉得教育是清高的，是和政治无关的，但他在学生面前所讲的是反动派所审订过的书籍，学校的制度是反动的教育部所规定的。学生们是没有思想自由、阅读自由的。这次我在北师参加女生高二甲组的小组讨论会的时候，她们讨论“民主”和“专政”是否矛盾的问题，她们都愉快的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不时引起剧烈的争辩，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我应当向她们学习。她们很清楚的知道，政治与教育是什么样的关系。但当我们听教员讲课时，虽然绝大部分都向着新方向走，可是还有极少数的教员觉得教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譬如一位国文教员讲韩愈所作的“永州八记”时说：“这是一篇游记，和政治没有关系”。还有一些教理科的教员也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没有一门课程能离开政治的。业务必须建筑在政治的基础上。
在旧社会的学校里所教的课程，都是为反动派统治阶级服务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是“清高”的，或是“超然的”的，我想到我曾经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维持了学校的“治安”，今后必须抱着向人民赎罪的态度，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现在很多旧的教员都有了一个感觉，觉得学生的进步很快，自己如不加紧学习就掉队了。如在新生中学一院的教员业务会上，一个教员说：“我的政治知识已经解决不了学生所提的问题，我们都得赶快学习”。这个觉悟是很好的现象，这个觉悟使我们懂得许多事情应当向学生学习。这个觉悟就是教员们进步的保证。
通过这次参观，我深深的认识了一个人民教师的伟大，和他的工作的艰巨。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或者说，影响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每位教师，都要通过所任的课程，使学生对于生活，对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观念。一个人民教师应当就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战士，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家；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伟大的，同时，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