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者的道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勇敢者的道路
周彼
7月底，我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去访问，临行前，我爱人机关里的一位女同志来找我，托我看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施银珍，在两年以前，从上海到江西山区，现在在朝阳山垦殖场劳动。我答应她，一定去看她的女儿。据我爱人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勇敢的姑娘，两三丈高的梨树，她敢爬上去，在树梢上摘梨子吃。也许，因为她太勇敢了吧，才使得她的母亲时时为她担心。
8月上旬，我到了朝阳山。在垦殖场一打听，施银珍住在三里以外的生产基地。在闲谈中，有人告诉我，她初到生产基地时，最怕走山路，有好几次上山开荒，她一见山坡就坐下来哭了。一个勇敢的姑娘怎么会这样懦弱呢？真是怪事！
我到生产基地去看施银珍，走的是山路。山路的确崎岖、险隘，远远看去，它像一条蚯蚓蜿蜒在山间。我是第一次走山路，开始还觉得很有趣。虽然迎面就有一道山坡，那山坡并不高，也不陡；我一边轻快地走着，一边欣赏着沿路的景色，很轻松地就上去了。前面又有一道山坡，可是，这儿的景色美极了。早晨的太阳，被一片红霞簇拥着，它那灿烂的光芒穿过云际，像一块金色的纱帘，垂向郁郁葱葱的山野。透过这块纱帘，我看见了绚烂如织锦、精致似刺绣的梯田，一边看，一边走，不知不觉地又上了山坡。我想，总该快到了吧，不料前面还有一道更高的山坡。这道山坡陡得像滑梯似的，每上一步，就要挣出一把汗。我也无心观赏风景了，一边揩汗，一边喘气，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地捱到山坡上，我倚着路旁的一棵油桐树坐下去，就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山谷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忽然想到施银珍，她为什么见了山坡就哭，我完全理解了。
到了生产基地，听说她一早就上山找肥料去了。我在墙上的光荣榜上，看到了她的名字。这使我感到很奇怪：一个见山坡就哭的姑娘，又怎么会被评上“五好青年”呢？我想找党支部书记林爱春同志谈谈，可是，她也一早就上山找肥料去了。于是，我和办公室的同志约定，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发，忽然接到生产基地办公室打来电话：施银珍一早又上山找肥料去了。我只好改一天去看她了。不料到了傍晚，她却跑来看我。她是一个大大方方的姑娘。我拿买来的梨子请她吃，她接到手上又往桌上放。她问她母亲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我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只告诉我：“很好。”由于她在腼腆中保持着一种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严肃，我们的谈话常常中断。她的家是住在上海江湾，我想跟她谈谈江湾的变化。我刚刚说到从上海市区到江湾，现在通了有轨电车，她却说她都知道了。我说：“山区到底是山区，不像上海那样繁华……”她立刻打断我的话，反驳我似地说：“以前，上海也是一个荒滩呀！繁华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也许，她是为了证明她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接着就跟我谈起她来到朝阳山以后，朝阳山所发生的变化：冷清的白龙湖，建成了热闹的水电站；荒芜的野兔窝，兴起了繁荣的果木园；过去只听见鸟鸣兽叫的山谷，现在四处都响起了工厂的马达欢唱声。当她谈到生产基地的梯田时，她那脸上的严肃神情，全部不见了。她变得话特别多，甚至有些唠唠叨叨。昨天，我已经看到过她们的那些包谷顶天、红薯盖地的梯田，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些梯田原来是野草深得可以埋人的荒坡。
我问她：“这些梯田，今年能收多少粮食？”
她思索了一会儿说：“包谷最少能收四万八千斤，红薯最少能收十二万斤。”
我连声称赞着：“了不起，了不起！”
她呢，轻声地说：“这刚刚够我们自己一年吃的口粮。”
我说：“要是在荒坡上多开些梯田就好了。”
她一边把手指捏得格格作响，一边说：“我们上山找肥料，也就是为了这个。”
我问：“山上有肥料吗？”
“林书记说有，就一定有。”她拿起桌上的梨子玩着说：“我们上山找了好几天，什么山角角、山缝缝都找遍了，今天在半山腰才找到一个山洞。高得像是要踩着云彩才能上去，陡得又像刀切的一样。”
我问：“那你怎么上去的？”
“在身上拴上绳子呀！绳子拴牢了——”她噗哧一声笑了，放下梨子说：“我就像猴子一样的，跟着林书记往上爬，爬进洞里一看，哎呀，一层一层都是鸟粪！”
“是些什么鸟粪？”
她说：“这我就说不清了。反正那儿有成群的山鸡呀，鹌鹑［ān-chún］呀，这些鸟粪，林书记说都是上等的补品，喂给荒坡吃了，它就长粮食。”
我们谈着谈着，已到晚上九点多钟，我想，她没法回去了，打算给她找个住处，让她明天再回去，可是，她不肯，她说明天天一亮，就要上山去运鸟粪。我要去给她借手电筒，她也不肯，她说，她看得见。我把她送到门外，只见远处一片漆黑，怕山路难走，我又劝她明天走。她说：“好走，好走。”
我问她：“山上有狼吗？”
她说：“有时候有。”
她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不仅不能叫我放心，反而使我担心。于是，我也不理睬她的反对，决定送她回去。虽然她已经快到二十岁了，又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是，我觉得我有责任给她领路。我忙抢上几步，走在她的前面。等到走出街镇，踏上山路的时候，灯光消失了，我这个领路人，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也许，她已经发现我正在迟疑，立刻闪到我的前面，领着我走了。幸好，她穿的是一件印着浅绿色的水仙花的白衬衫，我就睁大了眼睛，牢牢地盯着白衬衫。白衬衫向前，我就向前；白衬衫转弯，我就转弯；白衬衫上坡，我就上坡。这时，我简直像一个被她操纵着的机器人，她说，这儿有一滩水，跨！我就跟着她跨。她说，这儿有一条沟，跳！我就跟着她跳。她走得很快，我想叫她放慢步子，又不甘示弱，于是，我把心一横，也不管脚下是坎还是洼，就踉踉［liàng］跄跄［qiàng］地跟着她往前闯。我们谁也不说话，走着，走着，走过一道山坡，走过两道山坡，在上第三道山坡时，她似乎察觉到我跟不上，忽然把步子放慢了，没头没脑地问我：“你听说过春姑这个人吗？”
“没有。春姑是谁？”
“是一个英雄。”
“哦！”我忙问：“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走了几步，她说：“大约在一二十年前，春姑十六岁，红军在朝阳山。有一天晚上，春姑上山去给红军送粮食，走在半路给白匪军发现了。怎么办呢？退回来吧，如给敌人抓住了，那会连累村里的人！往前走呢，会让敌人找到红军呀！她脑子转了一个念头：掉一个方向！她拔腿就朝着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山路跑去！跑呀，跑呀，跑过一道一道的陡坡，鞋落了，她光着脚跑；踏着尖石，踩着利刺，就把牙一咬！她跑到鸟兽栖息的高山大崖上，回身一看，白匪军还在跌跌绊绊地追她，眼看敌人快走近了，她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喊：‘共产党万岁！’就纵身从崖上跳了下去……”
像这样的英雄事迹，我听过不少。可是，每听一次，内心就要受到一次震动。我沉默着，在心中悼念着英勇牺牲了的春姑。施银珍提醒我：“当心，这儿有一棵油桐树！”我也没听见，结果噔的一下，正撞在树干上，疼得我喊了一声：“哎哟！”她听了，却笑起来说：“我刚来的时候，在黑夜里走山路，也撞过好几次。”
爬上这最后的一道山坡，我累得小腿上的肉直打颤，她呢，也不歇歇，我只好鼓足劲，继续跟着她往前走。在下坡的时候，耳旁响起哗哗的流水声，我立刻想起前面这一段路，昨天白天我走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难走，可是，现在在黑夜里走过，我不禁有些提心吊胆。这是一段紧靠着峭壁的山路，路面最宽不过二尺，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我想站住，她却伸过手来牵着我走了。尽管如此，我的心情还是很紧张。在这种山路上，如果走错一步，那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她好像没考虑到这一点，走得还是那样快，我不得不尽量把她往后拉，借此警告她：“别冒失！”她呢，好像在鼓励我：“不用怕！”并且不断地招呼我：“靠崖走！靠崖走！”她走得那样稳稳当当，步步踏实，使我禁不住赞扬了她一句：“你是一个勇敢的姑娘！”
“不！以前，我在黑夜里走这段路，总是林书记用手牵着我走。”
我说：“你是从林书记那儿学到了真正的勇敢！”
她又说：“不！”
我迷惑了。我想追究下去，却到了生产基地。她谢谢我把她送回来了。我听了，脸也红了。她要我留下来，我当然同意。我随着她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打电话给我找施银珍。这时，她一看到施银珍，立刻亲昵地叫起来：“小鬼！深更半夜的跑回来干什么！”伸手把施银珍搂在臂弯里了。
施银珍给我介绍，这中年妇女就是生产基地的党支部书记林爱春同志，就是跳过崖的春姑。我一下愣住了：她还活着！人世间竟有这样的巧事：当她从崖上跳下时，半山腰的老松树，却把她接住了！
我敬佩地看着林书记，她的面颊上有几条很深的伤痕，我猜想，这一定是跳崖时留下的。当林书记在为我安排住处时，我从施银珍口里得到证实，我的猜想完全对。我说：“这伤痕是勇敢的标志。”
“不单如此，”施银珍眼不眨地看着我说：“她在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对革命忠诚。”
我看着施银珍那张胖鼓鼓的笑脸，刚才她像一个温顺的孩子似的依偎着林书记的情景，忽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她被评上“五好青年”，我不再感到奇怪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施银珍的母亲可能会问起崎岖、险隘的山路，我要告诉她：
“这是勇敢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