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讨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等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湖北讨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等问题
最近，湖北省语言文学学会举行了关于苏轼思想的讨论会。会上主要讨论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等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苏轼在变法问题上的态度是保守落后的，但对苏轼为什么反对新法，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少数人认为是立场问题。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在客观上又对人民有利；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例如他反对免役法，是怕统治阶级与贫民“均役”，又担心士大夫无人侍奉。他反对青苗法，是怕青苗钱放出去后收不回来，致使官吏受到责罚。他反对均输市易法，是怕商贾［gǔ］因失利而惶惑。这都说明苏轼明显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新法实行之初，苏轼根本看不到新法有利于民的事实，“见其病，不见其利”（《司马温公行状》），这又正是他阶级本能的反映。更何况苏轼出身仕宦家庭，深受儒家经典教养和统治阶级思想熏陶。
大部分人则认为苏轼和王安石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因为第一，苏轼和王安石都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人。主张新法和反对新法的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新旧两党主张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苏轼不仅从特权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新法。例如他反对免役法，是怕免役法使“女户单丁”就役和把年幼者当“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上神宗皇帝书》），致使户口亡绝；又怕“青苗助役之法成，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再上皇帝书》），若行市易，则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必致星散（《乞郡札子》；更担心数世以后，暴君污吏乘间而入，危害人民。由此可见，不能将苏轼反对新法简单归结为立场问题，只能看成是认识和方法上的问题。第三，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也就导致了方法上的差异。苏轼主张慢慢变革，小修小补，反对“求治太速”。而王安石则是雷厉风行地实行政治与经济变革，将矛头指向特权阶级。
关于苏轼的世界观，会上也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苏轼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熔佛道思想于一炉。不过，有的人认为苏轼的佛道思想的抬头是在被贬黄州以后，是为了解脱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和消极避世的需要而滋生的。有的则认为这两种思想出现在被贬黄州以前，只不过是表现得不强烈，不坚决，道家思想的抬头并不是为了排遣个人的痛苦，而是因政治的需要而产生，是以道家的“无为”来反对新法的“有为”，借以达到否定新法的目的。
此外，会上还讨论了苏轼的政治态度等问题。
（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