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品质，朴实的作风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五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崇高的品质，朴实的作风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五周年
戴鹿鸣
李大钊同志殉难已经三十五年了。可是每当我们想起这位革命先驱者的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形象，就不禁肃然起敬，深受感动和鼓舞。北洋军阀虽然夺去了李大钊同志的生命，可是大钊同志的革命气节和革命功业却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上，正像他在《青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李大钊选集》第67页）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一生。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斗争。十月革命之后，他又最早地接受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我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中的旗手，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积极地投入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活动。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在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他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林伯渠同志一道积极地帮助孙中山接受党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促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此后，他充分地运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了最大多数的群众，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接连地开展了召开国民会议、响应“五卅”爱国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关税自主运动，以及1926年“三一八”等多次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群众斗争，并且逐步地展开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的农民运动。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李大钊同志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坚持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维护了党的革命领导权，使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使北方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切，引起了北洋军阀的十分恐惧和仇视，他们终于在1927年4月6日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并于同年4月28日以绞刑惨杀了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
李大钊同志不仅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而且以他顽强战斗、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以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为革命知识分子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李大钊同志具有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革命品质。还在求学的青年时代，他就确立了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他出生在冀东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年纪很小时父母俱亡，孤苦伶仃，完全依靠年老的大祖父抚养。他个人的悲惨遭遇和广大农民在地主恶霸、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下的痛苦生活息息相关。后来，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更看到整个清朝统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无能，看到帝国主义的侵凌压迫，瓜分蚕食，接踵而来，祖国危在旦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曾经一度在他年青的心灵里产生了希望。但很快他就看出了袁世凯以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与清王朝并无两样。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更是有加无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日益加紧。当李大钊同志去日本留学前，就在昌黎碣石山碰到了日寇打死五个中国路警的惨案。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并迫使窃国大盗袁世凯签订秘密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恶。这一切，在李大钊同志的心灵里是创巨痛深的。因此，在他早期的诗文里，到处都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例如，在他1913年写的《哭蒋卫平》一诗中，开头就有“国殇满地都堪哭，眼泪乾坤涕未收”的诗句。
但是，李大钊同志并不只是单纯的悲时伤感，而是充满了报仇雪耻、发奋图强的精神。就在前一诗的最后，就有“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的句子。李大钊同志对于我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是有信心的。他认为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广大的国土和四万万的人民。只要人人觉醒，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就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当1915年陈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说我们国家极端黑暗腐败，根本就没有可爱之处，甚至说什么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激烈反对这种有害的说法，他立即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加以驳斥。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跻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同上书第29页）他对于少数青年因悲叹国事不振，外祸日亟而自杀的现象，更大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青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同上书第32页）他认为这些青年即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同上书第33页）因此，李大钊同志希望我国人民都要自觉自勉，“勿灰心，勿短气”，发奋图强，勇往直前。他特别认为青年更应振作精神，砥砺［dǐ-lì］节行，面向未来，自强不息。他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
‘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同上书第60页）。在1916年他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一号的《青春》一文中，更是热情洋溢地鼓舞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líng-yǔ］，”“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同上书第76页）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是他对青年的希望，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正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身于创造“青春中国”的伟大事业。
为了实现中国的回春再造，李大钊同志一生又是那么如饥如渴地寻找革命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以新思想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早年他攻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圣先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并曾应试科举，走的是封建士大夫的道路。废科举以后，他进了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明，怀抱在中国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当这个理想终于破灭之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他又立即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得出了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新结论，迅速地从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转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十分庞杂，旧思想的影响也很深，但是在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的过程中，由于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终于从初期的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期的实际革命活动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都表明他的主张是和一直代表了中国革命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基本上一致的。
李大钊同志从来不把革命理论当成只是书斋的供奉，而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把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当1919年胡适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来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曾经给以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革命理论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bèi］的。要想求得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宣传也必须竭力向实际运动方面去努力，才能得到实际的效果。李大钊同志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际革命斗争。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以后，他逐步地辞去了在北京几个大学教书的工作，专门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直至最后英勇牺牲。李大钊同志在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中，走的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更加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力量的源泉，因而更加重视工农运动。他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教育和组织群众。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同上书第146页）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要回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同上书第149页）他自己在从事工农运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地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教育组织工作，而不是浮在上面作些一般的指示。1925年冬，他到张家口组织工农兵大同盟的时候，冯玉祥派人去找他，就发现他在工人的宿舍里，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只铺有一层稻草的地上。
李大钊同志积极地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同他对于革命真理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分不开的。作为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就表现了对于真理的十分热爱。他说：“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真理具有不可战胜的权威。“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同上书第87页）他认为人们应该有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精神。他说：“言论之挟有真理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qūn］巡嗫嚅［niè-rú］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合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同上书第86—87页）大钊同志自己正是这样。在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都把马克思主义名之为“过激主义”，视之为洪水猛兽，多方加以禁止和迫害，但是他并不为之有丝毫的动摇。在1924年到1927年间，北洋军阀曾经几次下令要逮捕他，环境日益险恶，但他仍然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坚持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拒绝了一些关心他的安全的人劝他离开北京的意见。当他被捕之后，虽然遭受军阀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移，临危不惧。临殉难前，他还作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然后泰然地走上了敌人的绞刑架，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才三十九岁），表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革命品质和革命气节。
李大钊同志充沛而顽强的革命精神，又是和那种艰苦朴实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相结合的。他自幼学习勤奋，生活刻苦。他做工作总是踏踏实实，认真负责，虽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并不因之而有所马虎。他对于党的重大决议的贯彻，必定要亲自检查以至亲自参加。许多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他常常是亲自带头。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就走在群众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当惨杀发生之后，一些国民党的所谓“领袖”早已越墙而逃，而他虽然头部受伤，仍然镇定地指挥群众退却，坚持到最后才退出。在工作和学习研究中，他一贯提倡要有一种求真的精神，要有科学的态度。他说：
“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同上书第504页）。李大钊同志对人诚恳，表里如一，肝胆照人。鲁迅回忆李大钊给他的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00页）李大钊同志的生活一直是十分简朴的。他洁身远名，不事浮夸，不求享受。他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所得工资除了买书之外，多是用以帮助贫苦青年，用以支持革命工作或其他社会事业，而自奉甚薄，甚至家里还常常要为油盐柴米的开支发愁。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革命品质、道德修养，以及生活和工作作风，在他生时就得到社会的尊敬。1924年湖南教职员联谊会曾经送给他一个铅制的茶叶瓶，上面铸了“道德文章”四个字，可以代表时人对于李大钊同志的评价。很好地学习和发扬他的这些高贵品质和踏踏实实的作风，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位革命先烈殉难三十五周年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