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的《又呈吴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谈杜甫的《又呈吴郎》
张济民
《又呈吴郎》是杜甫旅羁四川时最有名的诗篇之一。正确地理解这首诗的涵义，有助于我们对伟大诗人的爱国忧民精神以及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这首诗，清代有代表性的几个注本，各有自己的看法和注解。仇兆鳌对诗的意义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但博引典故，反有画蛇添足之嫌；沈德潜在他的《唐诗别裁》中只说明了这首诗写作的委婉笔法，没有作任何典故上的推敲；钱谦益注中对诗的内容不加任何介绍也就罢了，但他却把“西邻”拿出来作为一条唯一的注解，看来他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原诗，一至牵强附会，引人入歧，给后来学杜诗的人带来了某些不良影响。
《又呈吴郎》的原诗是这样：“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在写这首诗之前，他曾有《简吴郎司法》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ràng］西头，古堂本买藉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可以看出这两首诗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当时他已移居东屯，到那里以后，他记起了“西邻扑枣”的事情，才促使他写了《“又”呈吴郎》的这首诗。诗中用语十分委婉，既怕伤了吴氏的情面，又怕“妇人”为难。他通过极巧妙的用意和措词，希望吴氏不要阻挡“妇人”“扑枣”，甚至暗示他连个“疏篱”也不要“插”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深切地了解那个“妇人”是“无食”、“无儿”，是“贫到骨”，是“正思戎马泪盈巾”。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是因为官吏的“征求”无厌，是因为没有休止的兵荒马乱。诗人通过这样一个细小的事实，从侧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并对苦难的人寄以无限真挚的同情，这就是这首诗中主要的内容。
钱谦益在“西邻”一条下注道：“前汉王吉传，吉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此句暗用其事”（重点是笔者所加），和前面我们分析的情况加以对照，就明显地看出这条注解是牵强附会，“削足适履”。更奇怪的是，他为了自圆其说，不惜把王吉传中更重要的字句略而不引。原书在“吉妇取枣以啖吉”后面，还有“吉后知之，乃去妇”之句。事实上杜诗与王吉传中取枣之事，并无任何联系，即使注者想到这个问题，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断定杜诗不是以“此句暗用其事”的。第一，杜诗中的“一妇人”，是“无食”、“无儿”，穷绝一身；可是王吉的妻子却同自己的丈夫一同寓居长安；第二，王吉并不同意其妻取枣，而杜甫是同情妇人“扑枣”的，这一相反的意义，怎能被引用呢？第三，王吉东家的枣树垂到王吉的庭院，吉妇取与不取，东家不一定知道，而杜甫写的那个“妇人”，却非到“堂前”来“扑枣”不可。以上是就故事谈故事来说的。实际上杜诗全是写实，这是生活中的真事，因此用不到去加工创造。因为杜甫的叙事诗都是因事而吟的。如果照钱谦益的注解去理解，不但歪曲了杜诗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贬低了杜诗那种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这种注解是不能被人接受的。
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注释工作中如何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加以解释和说明，尽可能使注解能符合或接近作者的原意，做到不简不繁，有分析、有论证，这是在今天党号召一切工作提高质量的情况下，应当争取做到的，当然像钱谦益这样在学术上还是比较谨严的人，他在《钱注杜诗》的序言中也曾经说过：“……于是取伪注之纰［pī］缪，旧注之踳［chuǎn］驳者，痛加绳削……”，他并且还批评了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注解中有“伪造故事”、“傅会前史”的缺点，但轮到他自己做时，仍免不了再蹈复辙。可以看出，要真正地做好注释工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