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问题，近年来史学界进行了不少讨论。自从《历史研究》1961年第四期发表了蔡美彪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本报1961年8月29日摘要转载）以后，《红旗》、《历史研究》《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其中戎笙的《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几个问题的商榷》和孙祚民的《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的问题》（以上两文均见《历史研究》1961年第五期），已经由本报加以报道。本报还曾经报道了翦伯赞关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报告（以上报道均见本报1961年11月18日）。现在，继续将其他几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报道于后。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中也谈到了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由于其主要内容大致与他的报告相同，所以在这里没有述及。
一、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战争的自发性问题
宁可在《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问题》（《红旗》1962年第七期）中认为，不能否定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觉悟性和这种觉悟性的逐步增长。他认为，“农民的觉悟程度常常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有所增长”。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已经在封建社会农民所能达到的觉悟水平上，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了”，“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的‘天国’了”。
但是，王守义在《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质疑》（《历史研究》1962年第二期）中，通过对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分析认为，农民虽然深感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但是他们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去寻求问题的总解决。他们揭竿而起，矛头直接指向的，只能是最身受其苦的封建重压，即苛重的赋役。
二、“均贫富”、“等贵贱”、“均田”等口号的问题
向阳在《关于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4月11日）中认为，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等口号，“是针对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的封建制度提出来的，表明他们强烈地反抗这种封建制度”。因此，“这些口号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不管它是不是实行过或实行的程度如何”。“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等贵贱、均贫富’、‘均田’等口号在宋、明以来的农民战争过程中，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实行，但是的确曾经在某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
宁可也认为，“等贵贱、均贫富”，“割富济贫”等口号，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革命、最进步的口号，它们已经超出了任何封建的纲纪与封建的理论的范围，它们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终归不能磨灭，只能视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农民革命意识的结晶”。
与上述意见不同，王守义认为，“明末农民军既没有宣布过‘均田’政策，也未曾实行过‘均田’”。“均田”在明末时代只是平均赋役的代名词。他还认为，“割富济贫”与“均田”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割富济贫”就是“将豪绅地主的浮财……取来分别赈［zhèn］济贫民”，而“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此外，他认为“均田免粮”的口号是有其革命作用的，因为平均赋役负担可以减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
三、皇权主义的问题
郑昌淦［gàn］在《中国古代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一期）中认为，起义农民在革命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会产生建立自己的政权，推翻当时封建王朝的想法的。他还以罗汝才坚持要“横行天下”，反对“据土称王”为例，来说明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有反“皇权主义”者。
四、农民起义军所建的政权的性质问题
孙祚民在《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新建设》1962年第三期）中，通过对李自成起义军所建政权的分析认为，“大顺政权的性质，只能是封建的，而不是所谓
‘农民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社会单纯农民起义和战争中由起义军所建成的短期性政权，其性质也基本上是封建性的”。
与上述意见不同，叶孝信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政权”性质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一期）中认为，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农民政权”之不能巩固和持久是可以的，而以此论证它在历史上“根本不曾出现则是困难的”。他认为，“政权归什么阶级掌握，为什么阶级的利益服务，反对和镇压什么阶级，乃是衡量政权阶级性质的基本标志”。从这个标志出发，“‘农民政权’应该是农民阶级的政权，是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专政”；虽然农民政权“不能自觉地、充分地、完整地、全面地、彻底地执行专政的职能”。
向阳和宁可认为，由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们摆脱不了封建生产方式的束缚，所以当他们建立自己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沿袭了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使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带上了不同程度的封建色彩。可是，不应当根据这一点就说，农民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政权，因为“农民虽然模仿了这些封建的组织和制度，但是在封建的组织制度的形式下面，活跃着的主要仍是农民的革命思想，而不是封建政治观点”。
五、农民战争是反对王朝官府还是反对地主的问题
胡一雅、宋家钰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三期）中认为，“王朝官府的压迫、奴役，正是地主阶级压迫、奴役农民的集中表现；农民反抗王朝官府，也正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奴役的集中表现”。因此，不能把地主阶级与王朝、官府分开。他们不同意把农民起义，如秦末、隋末和元末三次农民起义，仅仅说成是“王朝官府的黑暗统治势力运用政权的暴力直接地压榨农民”的结果。他们认为，封建地租就是“剩余的强制劳动”，地主对农民的种种榨取也是强制实行的。并且，从封建剥削总量中地主的剥削大于封建官府的剥削量来看，中国地主的实物地租剥削并不是什么“缓和”的经济形式，也难以得出中国“地主经济的地租制”决定了农民战争不反对地主阶级的论断。
（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