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张来兴
赵树理
县里兴建的一座水库，早在三年前就落成了。水库里养的鱼很多，已经给这素不吃鱼的山区，形成吃鱼的新习惯。在一次县人代会开会期间，大会总务处为了让全县代表都赏识一下本县产的鱼，就决定在最后会餐的席上特加一道好菜——煎鱼。
要会餐了，招待所长廊式的餐厅上，餐桌排成了一个单行。这个招待所是由没收汉奸何老大的“何家花园”改建的。这餐厅原名“来爽轩”，建在荷花池边，隔着窗户可以赏花。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先来的委员们、代表们都临窗站着看荷花稀处的鸭子游动，等到招待员端上饭菜来，才都就座。
第三道菜便端上煎鱼来。鱼是整条煎的，都是三四斤重的中等个头。山区里近几年来虽然普遍吃鱼了，可是还没有煎整条鱼的习惯，因而也没有盛鱼的椭圆盘子。这次端上来的鱼，都是用茶盘大小的圆盘盛着的，鱼头鱼尾都闪出盘边之外。
没有吃过整条煎鱼的代表们，对着盘子发愣，不知该从哪里下筷，只好等有经验的代表们动手之后，自己再跟着来。有几张桌子上的代表们全是没有吃过整鱼的——虽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位或几位新选出的正副主席或委员作陪，可是陪客的不会吃也无法让客；桌子又摆的是单行，也不便于从旁参考——后来经过一番调整，才给每桌上至少调进去一个有经验的加以指导。
大家吃过几口鱼之后，有一位在南方住过的代表发议论说：“这鱼煎得完全是南方的口味！这位领作的大师傅一定是南方人！”
第三桌上一位名叫王世恭的代表接话说：“你猜得有点道理，不过他不是南方人，是我村子里人！”
“那一定在南方待过！”
“对！抗日战争以前，在亳［bó］州待过二十多年；回家来以后，在抗战开始的前二年还在咱们县伪县政府财政局做过一年饭，后来因为脾气刚直，顶撞了局长，才被辞退了。那个局长也姓张，就是后来和地主何老大一起投了敌被咱们捉回来枪毙了的那个张维。”
“这位老师傅的岁数一定很大了吧？”
“七十五岁了，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老汉！这位老人家很不平常，骨头硬，当年在那个财政局里，把张维抢白得出不上气来！”
王世恭代表这么一说，大大引起了前后几张桌子上代表们的注意。坐在第一桌的县长听了，问一个端菜的招待员说：“这位老师傅在咱们招待所参加工作吗？”招待员说：“没有！是咱们临时请来指导做鱼的！”县长敲了敲桌子说：“请各位注意：咱们用着七十五岁的老人给咱们做菜，我觉着有点当不起！咱们请这位老师傅到这里来喝杯酒好不好？”大家自然都赞成，可是让招待员去请了一次，回来说：“老张师傅说谢谢各位，他现在还腾不开手，等一会再来！”
就在老张师傅还未到餐厅之前这一阵子，靠近第三桌的一些人要求王世恭代表讲一些老张师傅在伪财政局的故事。王代表便作了如下的叙述——虽说他的话常被人打断，可是断断续续总算把老张师傅的为人讲明了。
我们村子里，从前有好多人在安徽的亳州做生意——各行各业里都有，老张师傅是当厨师的。
老张师傅名叫张来兴，当年在亳州是一把好手，后来因为脾气刚直，得罪了东家，东家便把他辞退了。他从亳州回来，便呆在家里学种地。他家只有三四亩地，顾不住生活，农闲时候，常到县城里来卖熏鸡。
他到那个财政局小灶做饭还是我介绍的。那是1935年的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因为升不起学，在那个局里当录事。我听庶务员说要找一个厨师，便向他介绍这位张师傅。我说“这人是一把好手，就是脾气有点太直爽。”庶务员说：“只要饭菜做得好，脾气没有关系——有什么脾气到衙门里都使不上。”话就是这样说定了，张来兴老师傅便到局里上了工。
以前听说这位老师傅有脾气只是“听说”，等他到局里来了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他的脾气。他不像庶务员估计的那样怕衙门。他认理真得很，自己有理的事，连一句话也不让。
我和他因为是一个村子里人，所以当他在开过晚饭、洗过家具之后，我往往好到厨房里找他聊一聊。有一天，我又到他厨房去，他刚刚洗罢了碗，连炉边还没有擦。这时候，我已经听见对过局长室里有搓牌的声音。我指了指局长室笑着向他说：“今天都来得早！”他说：“早也得打到半夜，迟也得打到半夜！什么财政局？依我说不如干脆叫成牌政局！”
张维喊：“杜禄！开壶！”
杜禄就是咱们招待所灶上现在这一位杜师傅。他的手艺是跟老张师傅学的；这次老张师傅来指导做鱼，也是他亲自去请来的。当年间他才十七八岁，也在那个旧财政局里当差。
当时张维叫杜禄叫不应，就改叫“老张”，张师傅答应说：“壶还不开哩！”“杜禄哩？”“不知道！”我看了看，两把铁壶都正在火炉上开得翻滚。我说：“来兴叔！你替他送一下不好吗？”他说：“谁的事谁干！局长先叫的是他！况且提壶也该是他的事！”我说：“他是局长用熟了的人，你是才来的，还是让着他点好！”他说：“讨厌处就在这里！我这人就是见不得这种神气——说句话先把局长的旗号打在前边，好像他是局长的传令官！是我份内的事，传令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不是我份内的事，谁想要我做，谁就得和我商量，传令不行！”
谁介绍的人谁关心。当时我听了他那番议论，担心他和杜禄的关系搞不好，可是又过了不几天，他们的关系就变好了。发生变化的关键是这样：
张维这家伙好应酬，每天晚上不是约几个人来打打牌，就是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问问安，夜里一两点钟以前没有见他睡过觉，白天十点钟以前也很少见他起过床。晚上他不睡，杜禄也不得早睡；早上他可以睡到十点以后，杜禄可要在八点钟大家上班以前把他管的几间房子打扫出来。杜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晚上熬了眼，早上自然也不会起得十分早，因此起来之后先得打扫每天有人按时上班的房间，而把会议室和局长室的房子放在吃过早饭以后才打扫。他知道反正会在局长起床之前打扫完毕。可惜任何事情也不便保证绝无例外。有一天，局里有人要到省城里去，张维太太要给她在省里作事的女婿带点东西，并且要张维替她给女婿写一封信。公共汽车九点半开车，所以张维只好在八点半就起来。他起来之后，连洗脸水也没有顾上要，先到办公间里来准备写信。这时候的办公间里，桌子还在正中间放着，麻雀牌还散在桌上，纸烟头、花生皮扔下一地。他气极了，把杜禄叫去足足骂了半个钟头，好在他怕误了写信，才让杜禄退出来。当差的和当差的总还容易接近一些。杜禄受了张维的气有冤没处说，就跑到小灶上向张师傅诉苦。张师傅在这几天里也觉着杜禄并非诚心诚意倾向张维，这阵子见他挨了骂，马上就和他表同情。张师傅悄悄跟他说：“你不要吭声，让我借着你替你骂他几句！”说着便转过身来，朝着门外大声说：“哭什么？你挨骂怨谁？你这家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干的是什么正事？你自己没有事，难道人家别人也没有事吗？”他这样一骂，杜禄觉着还解气。从这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好起来——杜禄渐渐把张师傅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张师傅也把杜禄当作还需要有大人照顾的孩子。
又一个晚上，杜禄来请我到小灶上去。我只当是他们两个人又闹什么纠纷，便跟了去准备为他们和事。我一进去，见地上摆着一张矮桌子和三个矮凳子，桌子上摆着酒壶、酒杯、一碟子炒鸡蛋和几碟子素菜。我问张师傅为什么摆这场面，张师傅笑了笑说：“这是杜禄这孩子开玩笑！”杜禄先让我坐下然后跟我说：“是这样王先生：我要拜张师傅为师父，跟他学手艺！请你给我们作个介绍人！”说着又让张师傅坐下，然后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酒。张师傅说：“杜禄这孩子总还有点孩子气！我见他在灶上帮个忙手脚很灵活，用什么家具都像个架式，就跟他说只要他想学，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小手艺都教给他，没有想到他就去铺排了这么一套。做饭菜本来是些琐碎活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艺道，只要跟着多做一个时候就都会了。管他谁是师父谁是徒弟哩？”我说：“不过经过这么一个小场面也好！这样，师父教得会更认真，徒弟学得也会更专心！我祝你们前途顺利！”这样他们便正式建立了师徒关系。
张师傅在那里只呆了不满一年，来年——就是1936年秋天，和张维闹了一次气，就离开了。闹气的原因很奇怪：张维有一次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恰碰上何老大的姨外甥女婿送来一些干海菜。张维一见那些不常见的东西，就和何老大讨了几样拿回局里去。这些东西他也不全认得，拿回去把张师傅叫到房子里好像考试一样地一一细问，并且问他会不会做。张师傅一看，也不过是些海参、鲍鱼、江瑶柱、黄鱼之类的寻常海味，自然没有不会做的，第二天做给他吃了几样，他很满意。有一天，何老大要给一个孙子娶媳妇，张维头天晚上去送礼，顺路献殷勤说局里有个厨子，特别会做海味，可以打发去帮个忙；何老大也愿意接受。他先叫杜禄传令，张师傅不去；他打发庶务员去跟张师傅说，张师傅也不去；他又亲自跟张师傅说，张师傅还是不去。他下不了台了，听说张师傅跟我是一个村里的，才又托我去跟张师傅商量。我见了张师傅说明来意之后，张师傅说：“请你原谅我！这个事我还是不能去做！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规矩。要请人做菜，先得派个主事的人去和人家商量——准备办多么大场面，已经置备了些什么东西，先让人家知道个底，再问人家还要配些什么菜、什么作料，配货单子一定得请人家领作的人亲自开。像他这样，明天要摆席，今天晚上叫我一声让我马上就去，我是他家的狗？我就连边沿也拍不着一点，去干什么？我又不是他家的狗！”我说：“你想他们那些大户人家办事，事先能没有个准备吗？他家里自然有大师傅，我想要你去不过让你帮个忙罢了！”他说：“要我去剥葱叶、洗萝卜吗？那点活谁不会做？为什么非要我去不行？谁答应的谁去吧！我是不去！”我说：“老叔！你们当厨师的，就都只能自己领作，不能帮别人作吗？”“那除非领作的亲自说话！比方修房子吧：请小工是东家的事，请匠人就得领作的亲自去搭班子，东家不能替请。干我们这一行也和那个一样！要是他何家的大师傅来请我，不论我答应不答应，总还有个商量头；局长派我去可不行！人家认得我是老几呀？”我觉得张师傅这番话很有道理，只得就用这话去交代张维。
张维还没有听完我的话，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了。他再也顾不得听下去，就打断我的话说：“道理不要讲了，讲结果！去不去？”他这样问，我也只好说“不去”。他火了，马上把张师傅叫去说：“张来兴！我命令你马上到何家去！”张师傅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能去！”“没有商量头！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总得去！”“不要耽搁人家的事，让人家请别人吧！反正我不能去！”张维把眼一瞪，提高嗓门说：“反了你！一个穷厨子，摆什么臭架子？好大个厨子！就算我这个局长劳不起你的大驾，难道连何先生也劳不起你的大驾吗？你那眼里还有谁呀？”老张师傅把脖子一扬，很认真地回答他说：“局长！我姓张！”这一下差一点没有把张维气死，气得他直瞪着眼、大张着嘴，足有一分钟没有说上话来——因为他也姓张，可又是何家的干儿子。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巴掌恶狠狠去打张师傅，被张师傅一闪打了个空，自己反而摔倒地上。张师傅趁这空子走出来。他再也想不到个出气的办法，就叫庶务股马上撵张师傅走。
张师傅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财政局。他临启程的时候跟杜禄说：“别的什么我都丢得开，只可惜还没有把你教成个全把式！”杜禄说：“谢谢师父！你不要惦记我！眼面前这点活儿我都拿得起来了，虽说没有学会做鱼，可是咱这地方就没有鱼，学不学都一样！”
就在那天晚上，杜禄替他背着行李，把他送到家。
王世恭把张师傅的故事说到这里，张师傅就来了。
张师傅多年没有遇上摆大宴席，手头有点痒痒，如今虽说上了年纪，遇上这大一点的场面，还想温习一下他的老手艺，所以他一道菜也不肯放过，一直顶到最后端上汤去，才算腾开了手。杜师傅招呼着他洗过手脸、换上衣服，就扶着他到餐厅来。
他走进餐厅，无论走过哪一张桌子，那里坐的委员们、代表们都站起来欢迎他，杜师傅也随着给他介绍谁是县长、谁是副县长、谁是什么委员、谁是哪乡代表。
老张师傅走到第一桌，县长起来和他打过招呼，然后敲了几下碟子向大家说：“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咱们大家吃这几桌好菜，是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张师傅亲自指导做的。我建议为了感谢这位老师傅、为了这位老师傅的健康干杯！”一阵掌声过后，大家都干了杯。老张师傅虽说上了年纪，可是精神很好，耳不聋、眼不花，喝起酒来还很利落。他见大家为他干杯，很感激也很客气地说：“谢谢诸位的抬举！多年不做了，做起来有点手生。活儿都是年轻人干的，我不过是挂了个名儿！哪里做得不到，请大家多提意见。”
干过了杯，杜师傅便又扶着张师傅往外走，又走过第三桌，王世恭代表拦住他们说：“我知道来兴叔还能喝几杯，杜师傅也好喝。来！你让来兴叔坐下，咱们再喝几杯！”说着自己便离开座，让老张师傅坐。结果三个人谁也没有坐。一个招待员又拿过两个空杯来给他们斟上酒。三个人又碰饮了一杯。王世恭是个老来调皮，他向老张师傅开玩笑说：“来兴叔！你不是不到何家去吗？这里可是何家花园呀！”老张师傅看了看窗外的荷花池，笑着回答他说：“不错！是那个地方，不过现在它不姓何了！”王世恭又向杜师傅说：“杜师傅！这一次你可学会做鱼了吧！”杜师傅也笑着说：“我师父说过：‘鱼也数不清有多少种，做法也数不清有多少种’一时如何学得完？只好以后继续学习吧！”他们又碰饮过一杯，彼此拱了拱手，老张师傅和杜师傅便在众人欢送的掌声中走出餐厅。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试笔。）
（附图片）
〔徐启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