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的创作回顾和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白毛女》的创作回顾和体会
马可
走进“大鲁艺”去
1942年5月30日，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到鲁艺来了，还给大家讲了话。毛主席过去也曾来过，但今天这一次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鲁艺的同志们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方针，检查大家思想中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同时又听说毛主席在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研究了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今天的到来一定会在这方面作重要的指示了。果然如大家所期望的，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两个根本问题，并且联系到我们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解答。特别是在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上，我们中间是有很多糊涂观念的。而毛主席向我们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主席把我们许多同志过去无限眷恋而不愿离开的学校叫作“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叫作“大鲁艺”。他鼓励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主席的讲话好像是一道阳光，将一些浑浊不清的事物照耀得黑白分明。听了他的讲话，我们心中觉得豁然开朗，增加了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勇气，激发了到群众中去的巨大热情和新的艺术实践的强烈愿望。作为这种变化的第一次显著的表现，是当年冬天的“新秧歌运动”。在新年和春节的宣传工作中，鲁艺一反过去只重视大型节目和剧场演出的惯例，而学习和采用了陕北秧歌和其他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创造了《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节目。当然，要摆脱我们过去的艺术习惯而向被我们一向瞧不起的工农兵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要批判地接受和发展它，的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也经过曲折的斗争。但毛泽东文艺思想像灯塔一样屹立照耀着，鼓舞我们坚定不移地前进。终于一个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鲁艺秧歌队”出现在延安街头，并且立刻打破了过去鲁艺演出的纪录，获得空前多的观众和空前广泛的影响。鲁艺和延安当地群众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当“鲁艺秧歌队”下乡演出时，群众奔走相告，亲热地说：“看，鲁艺家来了！”正像他们平常称呼老张家、老李家一样，他们这一次毫不见外地把“鲁艺家”也当成自己人了。当我们回校后汇报工作时，当时鲁艺的院长周扬同志笑着说：“你看，过去我们自封为专‘家’，可是不与群众结合，群众就不承认；现在开始与群众结合，才不过刚走了第一步，群众就叫你们是鲁艺‘家’了。这是多大的鼓励！”
的确，我们不过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刚刚走了第一步，群众就给予这样大的鼓励，这丝毫没有理由可以自满，只能作为继续前进的一种督促。学校领导方面也清楚地估计了这种情况和大家的愿望，就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后，派出“鲁艺秧歌队”到绥德、米脂一带乡下去工作，同时体验群众生活，参加正在那一带进行的减租减息斗争。当时秧歌队中的一百多个同志，工农出身的很少，有些人虽然有过对敌斗争的经验，但是像这样参加群众对地主的斗争却还是第一次。我们到处受到群众诚挚的欢迎。他们敲锣打鼓，有的在大雪天扫开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们，把我们叫作“毛主席派来的人”，“是来帮助我们翻身的”。他们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慰劳我们，腾出热炕头给我们住，在兴奋得不能入睡的晚上，用三弦、板胡和高亢的歌声来倾诉封建剥削下的痛苦和翻身的喜悦。这是一场多么生动的阶级教育！我们很形象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家大地主修的山寨，这个山寨全部用石头建成，工程十分浩大。因为附近都是土山，石料要从几十里以外运来，等于把整座山头搬了个家。这些石头是逼着当地农民搬运的。经过了几十年，现在还看得到这一带老年的农民都还驼着背！山脚下是狭窄的窑洞和驼背的农民，山头上是巍峨的建筑，这是过去封建统治的多么鲜明的形象！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地主文化程度比较高，见面时谦恭有礼，满嘴圣贤之道和拥护政府减租减息法令，看来真是体面人物，但他们不少人是阳奉阴违，对民主政权恨之入骨，对农民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破坏政策的执行。他们在晚上关起大门过着另外一种阴暗、暴戾和荒淫的生活，充分显示出没落阶级的精神面貌。对照了地主阶级的虚伪、自私、阴险，我们越发感到劳动人民的真诚、热情和健康的感情、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理性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时能够和群众站在共同的立场，产生共同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丰富的感情才能产生艺术创作的灵感。过去我们有些作品，因为思想感情和群众不对头，他们不感兴趣。我们不独不来检查自己，反而怪群众水平太低。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比如，有些过去我们本来熟悉的民歌，这次在生活中听到群众自己质朴的歌唱，觉得有许多新的意思，自己也被深深感动了。像《拦工人儿难》就是这样，过去我们觉得它的曲调也没有什么特点，但听到农民歌手唱着它诉苦，觉得表现的感情很深刻。后来我们在一出秧歌剧中按照新的理解来歌唱它，台下许多农民都哭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节目给农民这么深的感动。
在“大鲁艺”学习了半年，除了在思想感情上受到锻炼以外，艺术上也有新的收获。这期间我们学习了绥德、米脂一带的民间歌舞，请当地群众和干部来给我们当教员，参加我们的艺术创作。当时写出了大大小小不少作品。现在还记得一个是《减租会》，这是我们听了农民诉苦和揭露不法地主的破坏行动后编的一个秧歌剧。常常在演完这个节目以后就开起真正的减租会来，剧中演员和剧外的观众感情完全打成一片。其中一段“太阳一出满山红，共产党领导咱翻了身”的独唱，被群众称为“翻身道情”流传了下来。另一个是《下南路》，这是反映当时移民运动的秧歌剧。在这个节目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遇见了《东方红》的作者、农民诗人李有源。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是怎样编写移民的剧本，同时指出我们的《下南路》中一些不符实际的地方。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人民自己是怎样创造艺术和他们朴素的艺术观点。再一个是《周子山》，这是一个可以演两个钟头的大型“秧歌剧”。它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赤卫队的斗争和抗战以后边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地方干部申红友同志帮助我们排出这个戏。从他那里我们又上了一次政治课和艺术课。所有这些节目，在艺术上还有粗糙之处，但情绪是饱满的，群众是欢迎的，回到“小鲁艺”以后，大家对于这半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倒恋恋不舍了，一致感到毛主席要我们走进“大鲁艺”去学习的指示是万分正确而英明的，同时感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的改造，需要结合业务，才能进行得比较彻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结果，这半年的体验是给进一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从秧歌运动到下乡的活动，是在生活上、思想上和艺术上为《白毛女》的创作准备了条件的。
《白毛女》的创作
《白毛女》的本事原来是一个民间传说，当领导上建议我们把它写成歌剧时，有些同志是有怀疑的。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太荒诞，没有现实教育意义，如果一定要写，至多只能当作破除迷信的主题来处理。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毛主席早作了解答。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使得当时参加这一创作的同志敢于选取这个传说故事，大胆加工、集中，发挥原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强烈地表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而不是只着眼于“破除迷信”的宣传任务。
内容确定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大家都觉得用歌剧好，因为从《兄妹开荒》到《周子山》的经验都证明了歌剧是一种群众化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擅长抒发感情。那么，新的歌剧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过去的秧歌剧已经不能完全胜任表现这样的题材，它应该怎样去吸收、借鉴和发展呢？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又是在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了解答：“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我们就大胆吸收中国戏曲、民间音乐和革命音乐及西洋音乐和歌剧的成分，借鉴它们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技巧。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借鉴古人和外国人时都有过生搬硬套的毛病。记得第一次起稿时写得像个旧戏曲，音乐上也是如此处理。黄世仁出场时按照秦腔三花脸的程式大大耍了一段花腔，效果很不好。这说明我们的修养很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深不透。其实紧接着上面那段话，毛主席又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又是继承和借鉴，又是自己的创造，毛主席总是从两方面来分析和解决这个艺术上的复杂问题。而我们却常常抓住了这一面，丢掉了另一面，因此就离开了毛泽东思想。
《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是以民间音乐语言为基础，这也是从毛主席讲话中受到的启示。他指出过去的文艺工作者对群众不熟、不懂，号召大家要去熟悉工农兵，学习他们的语言。他所讲的虽然是指一般语言，但借用来说明我们对于群众音乐语言熟悉的情况也是合适的。既然不懂，就去学习，于是我们从民间音乐中学习人民用音乐语言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方式。当然，作为学习的结果运用在音乐创作中，可以采取某种已有的民间音乐素材作为发展的基调，也可以在广泛吸收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音乐主题。这是可以作为两种手法来选择的。《白毛女》当时较多地采用了第一种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民间音乐素材还符合剧本的要求（如选用《小白菜》的主题表现喜儿，《拣麦根》的主题表现杨白劳），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民间音乐正在学习的过程中，综合创造的能力还不够。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只主张用这种手法，这是后来有些同志常常误解的。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要走群众路线，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教导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在整风以前的确是毛主席批评的这种“贵族”艺术家，不仅排演节目从不征求群众的意见，甚至有些节目只是关上大门自己欣赏，群众在外面敲窗打门我们安之若素。《白毛女》的创作就不同了，从剧本讨论直到演出以后，院内的艺术干部、勤杂人员，院外的群众，首先是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新市场的市民、机关干部、直到党的七大代表，都提供了许多批评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有的群众甚至马上以物资来支援我们的演出。这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体会：大凡广大群众坚持的意见，往往与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谋而合，只有我们在中间常常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像对于黄世仁的最后处理问题就是如此。我们开始时是从抽象的政策条文出发，觉得在抗战期间地主阶级是团结的对象，如果最后处决了黄世仁恐怕不合政策，因而没作交代。哪知演出后群众通不过，他们非要处决黄世仁才肯散场。后来在党校演出时，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说像这样的恶霸地主，又有血债，按照政策完全应该处决。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像我们这样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离开了群众和党的领导真是寸步难行，天大的“才能”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最使我们激动的是1945年5月我们为党的七大演出时，毛主席也亲自来看了这个戏。当最后喜儿被救出山洞，台后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观众一起鼓掌祝贺。我们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正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才使千千万万个喜儿重新变成人；也正是党和毛主席，指出了旧知识分子改造的途径；正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