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剑桥大学的今昔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牛津、剑桥大学的今昔
李一川
牛津是一座典型的英国城市，位于太晤士河上游和切威尔河之间的突出地带。街道狭窄，建筑古老。在古代，它曾经是军事要地。同时，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它又是经济贸易中心。自十三世纪起到本世纪初，它一直是一座大学城。城里的每个家庭都同大学有连系。现在，它除了仍然是一座大学城外，英国的汽车工业也挤进了这个城市。当英国汽车工业发生危机时，失业工人比牛津大学的学生要多好几倍。
据英国历史记载，在1150年时，已经有人开始在牛津讲学。那时候教员和学生都是牧师。116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的一部分英国学生被赶出来后，牛津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学习地方。十三世纪早期，牛津大学学生因为同当地居民殴斗，一部分人跑到英格兰东海岸安格利亚地区建立学校，这就是现在剑桥大学的前身。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初期都只有一个学院。现在，牛津共有三十个学院，八千八百多名学生；剑桥共有二十三个学院，八千九百多名学生。
在看过两三个学院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一个模型铸出来的：三层至四层高，全部用石头砌成。每个学院都像一座堡垒。学院内，都有一座哥德式建筑的教堂，许多建筑物在艺术造型上达到了很高成就。但是今天这些建筑物都因年久失修，风剥日蚀，被煤烟熏得乌黑了。
英国劳动人民用血汗建筑了这样规模巨大的大学城，但是这两个大学的门对劳动人民的子女从来都是关着的，只有富人子女才上得起这两所学校。现在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要三百镑到四百镑，等于一个工人全年的收入。英国资产阶级标榜的所谓“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这只是一句骗人的话而已。在英国，一个学生上大学之前是要经过层层选择的，这种选择在儿童六七岁时就开始了。除了少数学生能够进入文法学校外，70％以上的儿童只能上“现代中等学校”。到了十六七岁，又要经过一道淘汰。经过这些淘汰后，劳动人民的子女继续升学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一个学生报考大学时，不仅要经过文字考试，而且还要进行个别谈话。“话不投机”，榜上无名。但是富人家庭子女就可不经过这些选择。他们在自己的子女没有生下来以前，就在伊登、哈罗等贵族学校登了记。在这些贵族中学读完之后，再到牛津剑桥去镀金。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的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统治阶级为了要加强对工人贵族的培养，这两个学校的学生成份才发生了一点变化：极少数贫苦出身的子弟，靠了奖学金上了这两个学校。但是，牛津和剑桥学生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富人贵族家庭出身。据1959—1961年的调查，牛津大学学生中工人家庭出身的只有10％，剑桥大学为9％。牛津大学57％的学生和剑桥大学52％的学生，都是来自收学费极高的贵族中学。
这两个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为了把学生训练出来当“绅士”、“老爷”和“社会领袖”。教员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和宇宙，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经济学主要讲授凯因斯学说，宣传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政治学用来粉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历史学把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说成是传播“西方文明”。
学生进了学校后，讲话要有一种特殊的上层人物的腔调，称为“牛津腔”。学生的起居室有校仆给打扫清洁，整理床铺，烧炉加炭和洗衣服。儿子还在学校学习，他的老子已在大公司里给他安排了将来当董事的席位。
学生们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中，某些俱乐部的活动简直到了荒诞的程度：比如有专门研究如何打铃的“打铃会社”；有专门讲究吃喝的“聚餐会社”。有一个称为“皮特会社”的，每个会员每学期要交会费六十镑，它的活动是每星期大宴一次。很多学生所关心的是毕业后找一个薪水高的工作，好过闲逸的生活。
有许多学生是准备投身政界的。他们除了参加各种党派活动外，还参加全校性的学生团体——“学生会社”。加入这个会社的学生要付会费十镑。“学生会社”的集会场所是完全仿照英国议会的会议厅布置的。在它举行的“辩论会”中，统治阶级的一些知名人物常常要来作“主要发言”，以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辩论。“从‘学生会社’到韦士敏斯脱（英国议会所在地）的路被踩得烂熟，就像从韦士敏斯脱到‘学生会社’的路被踩得烂熟一样”这句话，表明了英国议会同“学生会社”的密切关系。据1959年英国大选后议员受教育情况的统计材料表明：有二百二十九名保守党议员和工党议员曾在牛津和剑桥受教育。
从牛津和剑桥到白厅大街（英国政府所在地）的路也同样地被踩得烂熟。据统计材料表明：英国高级外交官员和殖民官员的83％，法官的80％，大主教的88％是来自这两个学校。大多数英国首相，从最早的渥尔波耳到战后工党政府的首相艾德礼、保守党政府的艾登和麦克米伦都出身于这些学校。此外，英国政府的内阁阁员、工党影子内阁阁员、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的董事，几乎全都是从这两个学校中训练出来的。
剑桥大学曾被称为“自然科学的摇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青春时期，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曾在这里学习和任教。但是，今天这个学校的科学研究愈来愈受到英国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科学家和学生的进步活动也愈来愈多地遭到政府的干涉。
随着英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日趋没落和美国实行文化渗透和“高价收买”政策，大批英国高级知识分子流向了美国。据统计，剑桥大学战后培养的三十六名低温物理教授有一半跑到美国去了。加迪夫大学高级的物理学家自战后以来跑向美国的达七十五名之多，其中六名是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最近三年中培养的五名最高级机械工程人员都被美国拉走了。这种现象在英国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