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翻译事业——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划时代的翻译事业
——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工作
浅川谦次
编者按：今年4月1日出版的日中友好协会报纸《日本和中国》，发表了不久前随同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到中国来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审定工作的浅川谦次的谈话。谈话的全文如下：
过去，翻译中国书籍的工作，只是由日本的翻译工作者进行，而且大多是个人的力量来进行的。然而，这一次，两国的学者的确是促膝研讨，逐字逐句慎重地进行翻译，这是从来未曾有过的；简直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创举。在这一次中国表示邀请我们去访问之前，我们几个人已经进行了翻译第四卷的工作。在这项翻译工作大致完成以后，我们就把译文寄到中国去。中国方面对译文提出书面意见，又寄了回来。
我们研究了中国方面的书面意见，修改了译文以后，又寄到中国去。本来，在这本书的译文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曾经在一起住了一个星期，经过集体的讨论，才定了稿。所以，我起初以为“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少了”。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中国去的。没有想到，这个译本却成了这次讨论的素材。中国方面非常慎重，始终认为这个译本只是基础，也就是说，只是一卷草稿。
在中国进行的讨论是极其慎重的。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除了中午休息时间以外，一直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一天连一页也搞不完。有一次，我说，这样搞法，一千页的书就需要三年的时间。对方回答说，就是花费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关系，我们要完成一部好的译本。
最初由全体参加这项工作的人讨论了十天左右，然后每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小组讨论。最后由我们再把译文看一遍。另外，还听取了旅居北京的日本人的意见，光是在小组会上就采纳了他们的三点意见。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曾经力求做到这样一点：尽可能地使文章流畅，能够表现出毛主席文章所具有的一定的风格和格调。
曾经发生过下述这样一些问题。譬如，同一个词儿，有时候，中文和日文的涵义完全相反。“倾向”和“偏向”，就是一个例子，在日语里，把持续地犯错误叫做“倾向”，说“偏向”是比较轻的，而在中国语里正好完全相反。还有，在说请你“检讨”一下的时候，在日语里可以很轻松地跟对方说；而在中国语里，“检讨”却含有“要求进行自我批评”这样重的意思。
还有，“领导”和“指导”，在中国语里有严格的区别，而日语却没有表现两者的差别的词儿，因此，只好都译作“指导”了。但是，考虑到毛主席使用“工作”和“活动”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是有所区别的（日文中的“工作”一词，原有“策动”、“玩弄手段”的意思——译者注），我们没有把“工作”这个词儿勉强翻出，而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我们力求慎重，像“土豪劣绅”等语越是听中国方面的解释就越是找不到确切的日语的词儿，我们就用注释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至于地名或者机构的名称等等，遇有疑问的地方，就请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解答。
不言而喻，在翻译中文时成问题的，是“信、达、雅”这三个要求。不过，至少在这一次，我认为“信”是的的确确做到了。“达”和“雅”的问题，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还留下许多问题。因此，我们还不想把这卷译本作为定稿，而想暂且让它出版，也听一听日本的许多朋友的意见，然后再作进一步的修改。中国方面的意见也是这样。
我个人感觉到的第四卷的特点是：一、清楚地说明了毛主席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天才的论断。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日本人民，从这里将会得到很多教益。二、早在战后的那段时期就清楚地揭露了美国本质的那些分析，同日本战后存在过的、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看法对照起来，作为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有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三、整风、整党问题，特别是整军问题的重大意义，怕是再没有比这本书阐明得更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