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湖北省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我们祖国医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通过较系统的学习后，深深地体会到古代医学家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它是从无数次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宇宙间事物的现象和变化，认为人体内具有与宇宙事物变化的类似规律；并采用了古代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自然界与人体和人体内一切对立统一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对机体整体统一的认识和“天人相应”的观点。
但是，由于历代医家所处的环境不同，累积的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他们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这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如伤寒学派偏重于六经辨证，温病学派则主张卫气营血，李东垣、薛立斋、张景岳等则分别强调了脾胃和肾在发病中的作用。我们通过学习后，感到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若以脏腑学说为核心，则可以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概括地统一起来。
脏腑学说，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认为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调、整体统一，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反映出来。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用这个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若以脏腑学说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带来好处。
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作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核心的脏腑学说，是古人从长期生活，临床实践，以及对人体解剖粗浅的认识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比拟、推演而概括出来的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的理论总结。关于脏腑，祖国医学最早典籍——《黄帝内经》中，已有不少专门章节记载和论述。根据前人的看法，脏包括肝、心、脾、肺、肾、心包络等，称为六脏；腑包括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等，称为六腑。此外，尚有脑、髓、骨、脉、女子胞等奇恒之腑。由于六脏中的心包络，位于心之外围，主要表现心的功能，故通常称为五脏。而奇恒之腑，虽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但多隶属于五脏（如肾生骨髓，脑为髓之海）。所以，作为机体内结构和功能上的核心，主要是五脏六腑。
在结构上，五脏六腑各有其所属的经脉。这些经脉源于五脏六腑，贯穿于脏腑和体表之间；内而通过经脉的络属形成脏和腑之间的表里关系，外而与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肉皮毛等建立各有所属的联系。可见，经脉在构成人体整体的结构上具有重大的作用。脏腑机能的变化，往往可以通过经脉反映到体表；同样，经脉的变化，又可以影响络属脏腑的机能活动。因此，脏腑学说对临床上辨证施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在针灸治疗上，显得更为突出。
在功能上，总的说来，五脏具有产生和储藏精气的主要作用，而六腑则具有腐熟水谷、分清泌浊、传化糟粕的功能。气、血、津、液、精、神等都是从脏腑所产生的。“气”、“血”二者，一旦离开脏腑，就失去生化之源；因此，“气”、“血”的变化异常，也就反映了脏腑机能的活动状态。“津”、“液”的分布调节，与肺、脾、肾、三焦、膀胱等有密切的联系；一旦这些脏腑的机能失常，必会影响“津”、“液”的输布、转化，而在临床上就会出现水肿、痰饮等症。至于“精”、“神”，也和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精”、“神”二者，是脏腑机能活动的标志。
同样，脏腑学说对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生理情况下，五味对脏腑有着不同的“亲和”作用，故《内经》中有“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和“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辛入肺、甘入脾”等记载。而在病理情况下，由于脏腑机能的改变，对药物的性味发生“所喜”、“所恶”的不同感受，故《内经》中又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等说法。祖国医学临床用药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利用这种性味之偏，来矫正脏腑机能之偏，以达到功能的恢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后世医家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又总结出药物对脏腑及其所属经脉的疾病，在治疗上各有其特殊的适应范围。如黄连栀子，味苦入心，可清心火；甘草、大枣，味甘入脾，可补脾培中；而柴胡苦平，善走少阳。于是创立了药物性味归经的理论，并且依据脏腑升降机能（如肝主升、肺主降）和病理失调性质（属寒、属热），又为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临床用药理论提供了依据。从而可见，脏腑学说不仅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而且是临床用药的主要理论基础。
人体各个脏腑都具有其特殊的功能，而又相互依存，平衡协调，构成机体的整体统一。一旦某脏腑的功能发生异常变化，除在本脏腑及其所属经脉等出现一系列的改变外，与其他关联的脏腑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掌握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就可以认识它的病理改变。在临床上，尽管症状千变万化，只要深入地综合分析，就不难从错综复杂的临床征象中找出矛盾的主次关系，而为疾病的分证、诊断、治疗等提供可靠的依据。但是，各脏腑之间的密切合作，在生理上却受着
“心”的统一领导，故《内经》中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的记载。在病理情况下，后世医家又相继发挥了“肾为先天之本”，“胃脾为后天之本”的专论。这些学说的产生，乃是由于当时各人所经历的客观环境不同，积累的经验不同。因此，这些论点也各有专长，并且都对推求病理机制和指导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我们认为，疾病的病理过程是一个动的过程，病变的主要矛盾往往随着机体内外不同情况而有所转化。因此，病变的矛盾有时主要在肾，有时主要在脾或肝，甚而涉及两个以上的脏腑，所以不能认为某一脏即为绝对的主导，而应在错综复杂的病症中，灵活地运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理、法、方、药的理论原则辨证施治，即判定病变的主要矛盾所属的脏腑施以不同的治法。这就是祖国医学的灵活性和整体观相结合的特点。
总的说来，脏腑学说是建立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了人体内外和环境的统一。它所指的脏腑除了指实质脏器以外，更主要的是概括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上的种种反映，所以说，脏腑的机能活动，实质上就是整体的活动。从而可见，祖国医学中的脏腑含义，与现代医学所指的脏器显然不同。因此，绝不应单纯以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观点去理解，而应把它看成是历代医家认识和研究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
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是作为说理的工具，借此来认识和说明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规律的。是脏腑决定着阴阳，而不是阴阳决定着脏腑。至于五行，也只能代表五脏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复杂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祖国医学上所运用的阴阳五行，只是认识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和病理变化的一种说理工具，祖国医学理论的核心看来应该是脏腑学说。
脏腑学说在临床辨证施治上的重要意义
祖国医学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从概括宇宙一切事物关系的广阔的知识基础上，以脏腑为中心，将人体的所有组织建立了各有所属的相互联系，使机体内外形成统一的整体，并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来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预防，逐渐形成了祖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病因学方面，祖国医学以“天人相应”观点，用概括、比拟、推演等方法，将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病理机能结合起来。在概念上，大凡能使人致病的因素统称为病因，故《内经》中有“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起居、大惊卒恐”的记载。历代医家不断地发挥和补充，将一切疾病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三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不内外因：虫兽、创伤等。
病因虽然是致成疾病的条件，但在三因中除“不内外因”在发病中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外，其他病因仅是疾病发生的单方面条件，而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人体内部的变化，首先是脏腑机能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点来看，它和辨证法认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依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科学论断相一致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祖国医学没有能和现代科学相结合，所以其理论主要是建筑在观察自然现象，结合脏腑病理反应、临床症状和体征的特性类比推演而来。以六淫中的“风”来说，它是致成多种疾病的首要原因，即所谓“风为百病之长”。如果肝脏机能失调，在临床上出现头昏目眩、唇甲色青、手足抽搐、口眼?［wāi］斜、角弓反张等症状，则认为是肝风内动，即所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如果肺气不固，卫气失去固护之权，在临床上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等症状，则又认为是外感风邪侵袭的结果。依上看来，尽管风邪为患累及的脏腑不同，但是症状的共同性质都是从“风者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抽象出来的，并且都是脏腑机能首先失调所引起的结果。其他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等病因，也都是以此而来的。所以概括中医病因学说，就是从人与自然相应，整体观点出发；脏腑机能失调是发病先决条件，再根据脏腑机能失调所反应的症状和体征的性质，综合分析推断成因。因此，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实质上是认识脏腑机能失调所反应的症状和体征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脏腑机能失调所表现的症状和体征，则病因本身也就失去存在意义。所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也就成了中医病因学说特点的体现和治疗上总的方法和步骤。
“审因”在辨证施治（或称辨证论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审因”并不能代替整个辨证施治过程，因为任何疾病都可以理解为在病因作用下脏腑机能失调的反应。所以在辨证中就必须依据脏腑机能特性、发病部位、发展趋势、季节环境等，从整体情况来考虑脏腑机能失调的性质——病机，才是更重要的一环。辨证实际上包括着“审因”和“辨证”两个过程。比如，疟原虫是引起疟疾的唯一病因，西医治疗中的抗疟疗法是针对病因施治，而中医则除针对病因的抗疟疗法外，并在机体削弱、抗毒力微的时候，依据疟原虫所引起的症状，运用辨证施治的方法，调整脏腑机能，加强抗病力量，更能取得扑灭疟原虫的效果。诚然，原因和结果是互相联系的，病因决定着它所引起的疾病、病理过程的特殊性质，因而西医确定病因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针对病因治疗并不可能治愈所有疾病。一方面，在疾病发生上，除了致病动因以外，每个人的性别、年龄、生活习惯、社会环境等个体差异，致使相同的病因在不同人身上发生不同的反应；另方面，原因和结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任何疾病中，随着病程的发展都可以见到原因和结果交替现象，况且这种疾病的因果关系又不是直线往复，一成不变，而往往与伴随的条件而有所不同。如同因致成的疾病或相同疾病的不同阶段，在临床症状和体征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变化，这是常见的现象。祖国医学将病因作为辨证时的重要要求之一，“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具有科学价值的。
脏腑是整体机能的核心，病因又必须通过脏腑发生作用，所以同样可以理解，任何疾病都是由于脏腑机能紊乱的结果。而临床症状和体征同样可以认为是脏腑生理功能有规律联系失调的反应，只不过由于脏腑和其所属组织的机能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症状和体征，概括成不同的病因。因此，祖国医学辨证施治的一系列的方法，是以脏腑学说为核心的。
为说明辨证施治过程，首先应当了解祖国医学所说的“病”、“证”这样两个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中医所称的“病”，实质上是以突出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为依据，作为临床纵的归类联系的一种方法，像崩漏、黄疸等都是病。而“证”是在病的基础上，结合周围环境、时令气候、个体特性，全面地考虑和概括了病因、病机、发病部位，有关脏腑的生理、病理状态，全面而又具体地反应了疾病某一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因此，中医治疗所重视的是“证”，而不是“病”。从这里也不难看出，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与西医中的对症治疗显然有所不同。
辨证施治大体上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搜集感性认识资料（症状和体征等）。四诊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以脏腑病理反应的外在表现作为认识基础，来推断机体内的病理变化。比如面、舌、眼等部位都有五脏的分属，而脉诊的三部九候也主要是以脏腑来分。如果所属部位发生异常变化，就可以认为是相应脏腑的功能失常。不过这只是整个疾病的各个片面，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无疑将会走上“对症治疗”的途径。只有依据脏腑机能特性，对搜集的症状和体征结合整体情况进行抽象的思维加工，找出主导整个病程的病机，才能为临床立法处方提供可能。在这方面，我们祖先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某些症状和体征同时出现或先后出现，在病理生理上有着共同意义和必然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依据当时情况将不同症状和体征分为若干类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为进行辨证思考所遵循的方法和在临床上常用的辨证传统的概念：外感伤寒以六经辨证，温病以卫气营血、三焦为分证纲领，杂病以脏腑为分证纲领，经络分证通用于外感内伤，但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并且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都是脏腑机能或派生机能的体现。实质上都是以脏腑理论为中心，运用治疗规律，作全面的辨证，再遵循方剂学和药物学的理论原则，作出措施。这就是辨证施治的全部过程。而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分类又是古人从各种疾病繁杂的症状中提出来的共同特性的归纳，所以它又是贯彻在辨证全部过程中的概括的理论提纲。这样辨证方法，在一定情况下反应了疾病的内在联系，直到今天仍为中医临床认识和揭露疾病本质的主要手段，并且对许多疑难大症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但是，这些毕竟是一般的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适应所有的情况。同时，由于各种疾病发生的脏腑不同，所以不同疾病又有其特殊性质和治疗的特殊规律。因此，在辨证中就不能用简单堆砌的方法。运用各种理论原则必须以脏腑为核心，有机地理解祖国医学中一些基本理论的基础，采用正确的思考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因此，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既有可以遵循的一定的理论原则和治疗规律，而这些原则规律又不是完备的，还应在临床上充分体现出同病异治（一病多方）、异病同治（一方多病）、灵活多变的优越特性。
综上所述，疾病本质与外在症状和体征的联系，用辨证施治的方法给认识和治疗疾病提供了可能，同时我们祖先从长期与疾病斗争中以脏腑学说为理论指导的一系列的总的辨证方法，又给我们实践工作遗下了准绳和典范。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在以脏腑为核心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辨证方法，将会对进一步揭露疾病本质、提高疗效展现出更广阔的途径。
脏腑学说给医学科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脏腑学说显然处于核心地位。以脏腑学说为纲，能够将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如经络、营卫气血等统一起来。在临床上，无论在病因、诊断、治疗还在方剂药物、针灸等方面，都是受着脏腑学说的指导的。它贯穿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
我们深深地感到，祖国医学的科学性是非常强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祖国医学未能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以致有很多问题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但是由于它的理论是建筑在实践基础上，所以它一直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对脏腑功能的概括认识，主要是由长期的临床实践得来而又经过无数次反复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因而这些理论绝大多数已不再是什么偶然性的主观假说，而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客观真理了。例如在两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就已经概括出有肝开窍于目，主怒、主筋等功能。按照这种认识，中医所说的肝脏功能同视器
（目）和神经精神系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现代医学对肝脏的功能认识，了解到肝脏同视器（目）和神经精神系统的关系，还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至于是否肝脏和目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肝脏贮存维生素A的问题，肝脏和神经精神系统关系仅仅是一个血氨解毒的问题，恐怕还不见得就是如此，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祖国医学对脏腑功能有着科学的预见性。祖国医学中还有很多对脏腑功能的概括，例如
“肾开窍于耳”，“舌为心之苗”，“肝主筋”，“肾主骨”等等，这些理论已经不断地为临床实践所证实，但在现代科学上究竟如何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此外，在祖国医学中还有不少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东西。例如据了解，目前就有一些老中医，能根据观察妇女“人中”的形态、部位等的不同，来确定子宫的形态、位置等，经过和一些妇产科专家内诊检查进行对照，有很多是一致的。这也是脏腑和体表联系——有诸内必形于外的具体说明，但在现代医学方面究竟如何解释，也还没有答案。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每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和有关的科学工作者深入思索钻研，这也是我们在继承发扬民族遗产方面应尽的责任。
现代医学主要是近百年来在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样的境地。至今它也还在不断地利用各项科学成果来充实、发展，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问题现在已逐渐有了头绪。但是应该承认，在医学领域里，目前还有很多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未能阐明。祖国医学在与疾病长期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从和现代医学显然不同的方面，对于揭露疾病的本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除了上述对脏腑功能的概括认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以外，它对人体内外在整体统一的看法、辨证施治的思考方法以及灵活运用个体化的治疗法则等，都是现代医学中较为缺少的内容。系统深入地学习祖国医学，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祖国医学进行研究，首先是对其基本核心——脏腑学说进行研究，一定将会使我国的医学科学事业有一个新面貌。
（这是一篇论文的摘要，全文即将由《健康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