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一位优秀战略家——陆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古代的一位优秀战略家——陆逊
叶群
《三国志·吴书》的《陆逊传》和《资治通鉴》的《魏纪》部分，都有关于陆逊指挥作战的记载。关于陆逊的军事活动和思想，这些简短的文字记载当然是不完全的，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其丰富、深刻的内容，给人以不少有益的启发。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今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江南著名士族家庭，幼年时父母早死，依靠做卢江太守的叔祖父陆康生活。他二十一岁时做过孙权的幕府，后来又担任了海昌屯田都尉等职；是孙权的侄女婿（孙策的女婿），常在孙权左右；孙权对军国大小事宜，常征询他的意见。
陆逊是三国时东吴名将，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战略家之一，也是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军事活动，曾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为研究陆逊的军事活动和他的战略思想，我们先分析一下他从事军事活动的时代特点和三国斗争的形势。
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到公元219年东吴夺取荆州之战，中间大约经过十年的光景。这十年中，总的说来，魏、蜀、吴间，基本上保持了赤壁战后所形成的“三国分立”的局面，但三国各自的具体情况、对内对外的政策和作法，都不完全一样。
首先，曹魏方面，曹魏在三国中始终是占优势的，是三国中兵力最强、人口最多、占地最广的。曹魏所占领的黄河流域，曾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曹操自从洛阳救驾，把汉献帝挟持到手中，就用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办法，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在不断的战争过程中，他手中的武装也锻炼和巩固而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百万大军。这是曹魏方面的主要优点。其主要弱点是：曹魏所占据的地区，遭受的战争破坏很严重，生产残破，军需供应也很困难，大量人口死亡、逃散，统治阶级与农民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曹操父子和司马懿等都知道，若不改变这种情况，富有阶级斗争经验的北方农民，很可能重新发动武装起义和战争来动摇他们的统治；同时赤壁战后，刘备在荆、益二州已站稳了脚跟，又形成了吴蜀联盟合力抗曹的局面。因此，曹操父子又知道，不根本改变力量对比的形势，拆散吴蜀联盟，是不可能消灭吴蜀的。这使得曹操不得不把施政方针的重点放在整顿内部、恢复生产、巩固后方等方面。而在军事上，曹魏对吴蜀也转而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分置重兵，东南坚守巢湖、寿春一带，南路坚守樊城一带，西北则自西安至汉中一带布防。同时，在外交上，曹魏又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去拆散吴蜀联盟，以便各个击破。
刘备和孙权所占领的地区，虽然受战争的破坏较少，但经济文化原来都比北方落后，其中只荆州地区比较发展，西蜀还赶不上荆州。特别是孙权所占的江南地方更为落后，当时的农耕还是“火耕水耨”，人户尤其稀少。东吴和西蜀各自单独的力量都敌不过曹操，但联合起来，曹操就无法打垮他们。因此，当时吴蜀方面，如诸葛亮、鲁肃那些较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主张：（一）修明内政，发展生产，加强国力，巩固后方；（二）实行和巩固吴蜀联盟，合力抗曹。但是在军事和外交上，孙权和其左右一部分人，又每每偏执其“保有江东、坐观成败”的传统方针，常常游移于魏蜀之间。蜀在军事上，于襄樊及汉渭之间，安置两个钳子，时机成熟时，一面由襄樊北上，一面出潼关东下，两面钳击许、洛；并使东吴北出徐州，牵制曹魏和击其后侧。但是，关羽和刘备一向都未能很好地坚持联吴方针。吴蜀之间，往往从自己的战略方针和要求出发，又展开了彼此对荆州的争夺。
荆州（今湖北省江陵一带）当时是战略上的重要基地，吴蜀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也就尖锐和集中地表现在互争荆州的问题上。荆州的战略地位是：（一）地跨两湖，资源丰富，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这个能够增加粮源兵源、能够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好地方。（二）在地理上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蜀国没有它，就要被封闭在夔关以西的四川地区，既失去东面的屏障，又失去钳击曹魏时的一个侧翼，根本破坏它预定的战略计划。荆州对东吴更为重要，没有荆州，不但不能建立西面防蜀防魏的屏障，随时可能受到攻击，而且也不能建立与东路巢湖基地相配合的一翼。在兵源和粮源上，荆州对东吴也很重要。因此，对当时吴、蜀来说，谁失去荆州，谁就不能保卫和壮大自己，谁就在战略上要拆去重要的一翼，谁就要在两国的统一战线中丧失主导地位，而降到附庸的地位。因此，荆州便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同时，双方又都知道联合抗曹的重要。吴蜀对荆州的明争暗夺，曹魏方面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曹丕为解除关羽对樊城的包围，破坏吴蜀联盟，便百般拉拢孙权，这又促进孙权夺取荆州的决心。孙权本来就动摇于魏蜀之间，一向采取观望、自保的态度，这次自然就更想钻这个空子来夺取荆州了。这就是荆州之战爆发前的基本形势。
陆逊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东吴的立场出发，开始了他的军事活动。他指挥过不少战争，其中以下面几次战争最为出色。
一次是荆州之战（在今湖北省江陵一带）。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想趁关羽用主力攻打樊城的空子，夺取荆州，曾令前线守将吕蒙进至荆州附近的陆口进行准备。吕蒙到陆口后，发现关羽和其主力虽远在樊城，而留守荆州的部队，仍是军容整肃、戒备森严，沿江上下每隔数里都置兵把守。因此，他感到一时很难动手，只好称病，一面借此缓和荆州的戒备，一面寻思破关羽的计策。
就在这个时候，陆逊向吕蒙提出了一套进攻关羽的计划。陆逊认为，关羽恃着英勇善战的声名，非常骄傲，在擒于禁、斩庞德、围樊城的一系列的胜利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只有对吕蒙有点顾忌。现在，吕蒙不如称病辞职，回首都建业休养，使关羽放松警惕和戒备，那时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奇袭办法夺取荆州。吕蒙把陆逊的这个意见向孙权讲了，并说陆逊不独能沉得住气——有远虑，有才干，还有一个好条件，就是年轻无名，关羽不会太注意他，这更有利于增长关羽的轻敌思想。吕蒙认为他是代替自己职务的最合适的人选。陆逊拜将后，到陆口前线，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关羽处致书送礼，信中措词极为谦恭，把关羽在樊城打败曹军的胜利比作历史上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和韩信拔赵之战，并自称是一介书生，智虑浅短，不能胜任，要关羽提携帮助。这真是作到了卑辞厚礼，恭维备至。关羽正中了陆逊的这个计策，错误地认为荆州从此就安如泰山，不需要再多顾虑了。于是，他就把荆州守兵调去攻打樊城。哪知道东吴君臣在推行和平攻势的同时，正在积极部署和发动战争。孙权派陆逊、吕蒙为前部，自己亲自带兵压后。为蒙蔽敌人，大军都藏于船舱中，冒充商船，摇船摆橹的人都穿上白衣，悄悄地渡过了长江，先攻下南郡，然后长驱直入，兵不血刃地就取下了荆州。这次战争的主帅是吕蒙，陆逊参加指挥，但真正的策划者却是陆逊。
另一次战争，是抵抗刘备进攻的夷（彝）陵之战（在今湖北省宜昌县东）。东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刘备为报荆州失守、关羽父子被杀之仇，率领大军长驱伐吴，所战皆胜，连营四十多个，战线拉长到五、六百里。孙权两次派人求和，全被拒绝。刘备大军很快就逼近夷陵地界，东吴形势紧急万分，孙权于战争开始时，拜陆逊为大都督，统领五万人马抵挡刘备。陆逊受命后，看清敌人无论在地形、兵力、士气方面都占优势，看清敌强我弱、速战不利的形势，再三忍耐，不轻易出击，等待时机。
刘备深入东吴，战局僵持达七八个月之久，一直未能同东吴主力决战，于是就把布置在山中的伏兵开到谷外，把江面上的军队也都移到陆上。原先，陆逊怕的是两军交战时，刘备山谷中的伏兵和水上军队，配合正面出来侧击，使自己陷入重围。这时，陆逊看到刘备把谷中伏兵和水上部队都移到平地结营，加上劳师远征，战争持久不决，后方供应困难，前方士气也呈松懈。因此，他认为战机确已到来，便命令全军各持茅草，进行火攻，一战便把蜀军烧得大乱，连破四十多营。蜀军几乎全军覆灭，刘备自己也在马鞍山被包围，最后只和少数人突围逃至白帝城。刘备见自己败给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毫无名望的陆逊，心中十分惭愧，他说：“想不到我会败在东吴陆逊手下。”不久，他就死在白帝城。
在刘备退走白帝城的时候，吴军前线诸将徐盛、潘璋等都劝陆逊趁胜西进，活捉刘备。这时，陆逊一面看到东吴更大的敌人曹魏表面上是助吴攻蜀，骨子里却在等待机会趁虚进袭；一面认为吴蜀终当联合御魏，应对蜀留有余地。于是，他立即决定撤回到防线以内。果然，回师未及两天，曹丕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开至东吴边境，想袭击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由于陆逊早有准备，曹兵未能得逞。
再一次战争就是吴魏石亭之战（在今安徽省桐城潜山一带）。东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魏明帝曹睿［ruì］派大将曹休率步骑兵十余万攻打东吴皖城。为使东吴两面受敌，他又派司马懿、贾逵分别侧击荆州、东关两地。孙权派陆逊为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督，率兵抵挡曹魏军队。这次，陆逊又用他所惯用的“伏击战术”取得了以少数兵力歼灭曹休十多万大军的巨大胜利，再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从这几次战争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陆逊的一些战略思想的特点。
第一，陆逊坚决采取了大胆诱敌深入的防御方针。在几次战争中，他都因敌强我弱，大胆让敌人前进，使敌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以便争取时间，充分做到了保存自己、消耗敌人、疲乏敌人、调动敌人，有计划地把敌人引向对他最不利的战场，予以歼灭。例如，在打荆州前，看到关羽兵备森严，陆逊就用故意示弱、卑辞厚礼的办法麻痹他，使他把兵力引向樊城与曹仁作战，然后用乘虚击弱的原则取下荆州。又如，夷陵战争开始时，刘备军队占有绝对优势，兵多粮足，报仇心切，声势浩大，锐不可当。只有让敌人前进，让敌人深入，方能寻机破敌。在夷陵战前，他把刘备的谷中伏兵和水上部队引向平地，用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自己准备采用的火攻战术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诱敌深入的战例很多，但是像这样让敌人深入五六百里，坚守七八个月的情况，却不多见。
陆逊当时只有三十多岁，正当血气方刚之时，却能忍受失败，忍受敌军长驱直入，做到了一切行为都以保持力量、消灭敌人、争取胜利为最高准则。他坚决彻底，忍得住，熬得过。这种镇定沉着、高瞻远瞩的精神，就他的年龄和时代来说确是难得的。
第二，在这种诱敌深入方针的指导下，陆逊在寻找战机、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他对于打不打，什么时候打，什么条件下打，非常注意，并且掌握得很稳很准。他的种种作法，很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夷陵之战，他于登坛拜将后，第一个措施就是下令全军坚守夷陵阵地，不许过早出击。当时，促使他早打的因素很多。例如，刘备用激将法，天天派人到阵前辱骂挑战；东吴将士忍不住气，也天天要求出战；甚至有些将官以“懦弱怕死”的话来讥笑他。但是，他却力排众议，一再下令坚守，不许妄动。为了使全军坚决而有保证地做到这一点，他一面用必须忍辱负重的道理来说服东吴诸将，一面亲临阵地抚慰士卒，有时甚至要大家塞住耳朵不听敌人叫骂，以便做到稳住部队，不过早出战。但是，他这种忍耐决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创造着反攻的条件；一待条件成熟，他就立即动员和部署全军英勇地投入反攻敌人的战斗。当时，东吴诸将曾认为，“攻打刘备应当在初战的时候，现在已经把敌人放进五六百里，相持了七八个月，敌人已站稳脚跟，反攻无益，只有白白送死而已。”陆逊反驳这些意见说：“刘备是个一生征战、有经验、有智谋的指挥者；加之，在他的军队开始集结和部署的时候，各方面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士气很高，锐不可当，现在由于劳师远征，旷日持久，已经兵疲意沮，战力不强了，这正是我们击败他的好机会”。他在选择战机方面，做到了不早打也不迟打，因为反攻过早或过迟，都会给自己带来重大的不利，有时甚至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过早固然会吃大亏，甚至会使部队遭到覆灭，而过迟则也会贻误战机，造成劣势，有时甚至会因失了一着而长期陷于被动地位。他已经能够看到，应该在敌军疲惫、我军准备充分的时候，一举消灭敌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提到战略反攻的时间问题时指出：要注意反攻时机的选择，“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①。陆逊指挥的几次战争，都因善于利用时机而取得重大胜利。
第三，陆逊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并做到把集中的优势兵力用到主攻方向。夷陵大战之前，孙权的侄子孙桓和他率领的部队被刘备大军围困在夷陵城内。这时，东吴诸将议论纷纷，认为孙桓是孙权的亲族，被困孤城，若有损失，关系重大，他们劝陆逊派兵去救。尽管夷陵近在咫尺，陆逊仍然拒绝了这种分散兵力的意见。他认为，夷陵城牢粮足，孙桓可以守住，我军主力应用于主要方向，决战胜利后，孙桓之围自能解除。另一次，在吴魏石亭之战，东吴鄱阳太守周鲂伪言降魏，已把曹休部队诱至皖城附近。协助陆逊的左督朱桓曾向陆逊建议，吴兵应另分一路去截击曹休夹石（安徽桐城）的归路。这次，陆逊又坚决拒绝了这种分散兵力的作法。他认为，敌强我弱，即使敌人已被诱入纵深地带，我们仍应把集中的兵力用于决战的时机和主攻方向，在决战胜利以后，在追击敌人时，还来得及再分兵去截住敌人夹石的归路。因为决战是整个战争的关键问题，胜败与否，在此一举，决战不能取胜，根本谈不到截击归路的问题。当时，朱桓因自己的意见被拒绝很不满意，但是战争胜利之后，他却很佩服陆逊这种坚决集中兵力的作法。
陆逊确实做到了从战争全局出发，抓住重点，抓住关键，来部署兵力，使用兵力。他不肯平分兵力，不肯因小失大。他不被当时复杂的环境所迷惑，不为纷纭的议论所支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一切从战争全局出发，有重点地使用兵力。如果当时不能这样从战争全局考虑问题，这也出击，那也出击，这里分一点兵，那里分一点兵，到真正决战时，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供自己调动了。即使良好的战机到来，也没有能够击败敌人主力的强大的攻击力量和后备力量了。当然，集中优势兵力看来容易，做起来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指挥员始终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坚持不动摇的全局观点。
第四，陆逊很注意调查研究和掌握情况。他对古代兵家孙武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②，有很好的认识和体会。他不但时时注意反复观察，核对地形、地物和敌我双方情况，而且注意摸清敌人的底细，力求做到掌握敌军的脾气、动作、习惯；不但注意了敌军的一般情况，而且特别注意侦察研究敌军指挥者的性格特点、心理状况，以便找出对付他们的正确办法。例如，在取荆州前，他就充分掌握了关羽骄傲自大、只顾北进、不防东吴的特点，采取了麻痹敌人、攻其不备的作法。在夷陵战前，他足够地估计了刘备有长期作战经验和富有智谋等优点，也清楚地看到了刘备骄傲轻敌、劳师远征等弱点。同时，他又注意在变动中、战斗实践中去观察敌人。为了不被敌人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他非常注意把握“疑点”。当他发现“疑点”时，他就派小股部队试探敌人，然后才依据侦察结果，定下决心。在夷陵战前，他曾派一小股部队去攻打蜀军。这小股部队虽然被打得惨败而回，但是他却从这次战斗里弄清了敌人的真实情况，并从中找到了用火攻战术消灭敌人的办法。这很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威力侦察或战斗侦察，也很像我们常说的先搞试点、再全面铺开的做法。
陆逊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例如，在夷陵之战胜利后，他深知当时主要的敌人是曹魏，吴蜀应联合御魏。因此，当战争胜利之后，当刘备逃入白帝城时，陆逊就迅速退兵，预防曹丕乘机进攻，同时为以后联蜀抗魏的统一战线留下余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陆逊虽然坚决主张夺取荆州，以巩固东吴的防卫和壮大力量，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曹魏军队进攻的警惕，没有因为取得胜利而迷失方向。他深知吴蜀合力抗曹的重要性，而与周瑜的一味偏狭不同。他是遵守了鲁肃以来联蜀御曹的方针的。
又如，早在荆州战争之前，陆逊曾建议孙权解决东吴境内山越族的问题。他认为：“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③孙权同意了陆逊的主张，并命他去处理。陆逊曾胜利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就一面解决了腹心之患，一面得从山越方面取得补兵增税的来源，从而加强了本身的实力。
又如，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要派兵去辽东征讨背盟的公孙渊，也被陆逊坚决阻止了。陆逊认为，当时威胁东吴的大敌是曹魏，因此根本的任务应当是搞好江东地区，以此作基础，然后进而“荡平华夏”，不应当“不忍小忿，而轻万乘之重。”④
又如，陆逊虽常在前线，却非常关心朝政。他经常上疏，向孙权建议，劝孙权重视人民，蓄养民力。他说：“克敌宁乱，非众不行。”⑤他又提出：“国以民为本……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⑥。
基于上述观点，他主张发展生产，注意人民生活，认为“农桑衣食，民之本业”，应当“育养士民，宽其租赋”⑦，国富才能兵强，兵强才能克敌致胜。
他又常劝孙权改变“峻法严刑，有罚无恕”的做法，主张“小宜恩贷，以安下情，忘过记功，以成王业”⑧。这在实际上自然不外是劝孙权用怀柔和改良政策的办法来缓和内部矛盾，增强国力，壮大自己，而这也是在客观上对当时的人民有利的。
这种富国、强兵、慎战、爱民等主张和做法，也是他以后做丞相时始终坚持和实施的。从这些事实里可以看出，陆逊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个有治国才能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在平日治军、带兵、个人修养方面，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地方。如他很重视本军内部的“人和”、正确处理内部关系等等。他说一个人应当有“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⑨的谦让精神。在治军方面，他也比较能注意用说服的办法，不是动辄就拿纪律去惩罚。例如，当东吴将士欺他“年轻懦弱”，不肯服从将令时，他多次耐心劝说，要他们忍辱负重，遵守纪律，并不拿出孙权登坛拜将时给他的先斩后奏的命令来威胁大家。后来孙权知道了这件事，曾问他为什么不拿出先斩后奏的命令来。陆逊表示，自己“年轻望浅，任过其才”⑩，诸将都是年事较高的功臣，应当尊重他们。孙权和大家对他这种作风都很称赞。
陆逊上述的种种主张和作法，目的都在于巩固以孙权为首的东吴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东吴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了当时东吴人民的一定的利益和要求。陆逊的战略思想虽然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也还是比较朴素的、不完整的。然而从“以弱胜强、后发制人”，从大胆诱敌深入、坚持积极的防御战，从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从高度的指挥艺术和冷静的策略头脑，从顽强的忍耐精神和临机决断的魄力等等角度来看，陆逊所创造的光辉战例，确实给后人留下了积极的因素和优秀的遗产。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古代中国能够有这样年轻、优秀的战略家，他的思想那样独到明确，行动那样坚决彻底，在当时确是难能而可贵的，确是了不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当论到战略防御问题时，曾经确定“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是战略防御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把彝陵之战等六个战例作为中国历史上合乎这一作战原则而取胜的最著名的战例?。在注解中还介绍了陆逊把刘备放进五六百里，坚持七八个月最后用火攻而取胜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到发挥主观能动性时，也曾明确指出彝陵之战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著名战例。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一方面使我们更得以肯定陆逊确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战略家之一，一方面也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批判地吸取了历代军事思想的一切优秀遗产。同时，我们从这里也进一步地认识到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好，用这个武器来观察和研究古今一切实践，将是提高我们思想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
②《孙子兵法》。
③至⑩《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一九八页。（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