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两者不可偏废——读“解绳子”有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两者不可偏废
——读“解绳子”有感
樊作刚
《人民日报》5月14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解绳子》的通讯。
作者通过当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耕牛问题，向人们提示一种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贯彻政策的工作作风，描绘出了锦绣生产大队改进耕牛的饲养、使用和管理的具体过程。应当说，对于读者是有启发的。
然而，几经反复琢磨，却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感觉。
锦绣生产大队在耕牛问题上碰到的第一根“绳子”是喂母牛户不积极让母牛配种。解决的办法是适当提高喂牛户的工分和给予奖励。
接着，喂养公牛户也不愿自己饲养的公牛去配种，原因是公牛配种后容易发颠、放牛人招架不了。于是用增加适当的报酬，或配种后三五天内增加一些工分的办法，解开了第二根“绳子”。
第三根、第四根绳子轮到了用公牛户和用母牛户的问题了。在配种后公牛性情急躁、母牛行动迟缓，使工效降低。因此采取了双奖的办法，即对养、用公牛户都给以“双方满意”的报酬，同时对用母牛户也酌情提高了工分。
当然，绳子并没有解完，作者还提到对养牛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月月兑现、月月奖惩等办法，使养牛户积极起来。
到这里，作者说故事讲完了。但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解绳子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层层提高报酬。
可以这样设想：从耕牛的喂养、使用到管理相互衔接的各个环节，在进行连续提高报酬以后，从相对意义说，又只是没有提高报酬以前的“复旧”。这样有什么办法保证作为第一根绳子的养牛户，在对比之下，不会重新出现“麻烦困难”，而要求进一步提高报酬呢？如果是到此为止，下不为例，那么原来提高报酬，岂非失掉了按劳分配的意义？如果再来一次“提高”，那用牛户、管牛户的“困难麻烦”又将如何解决？这样团团转似的循环往复，这根“绳子”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得开？
此外，繁殖耕牛只是农业生产的一个方面，它必然与其他各种的农活操作有着内在联系。如果只从耕牛一个方面用提高报酬的办法来解决“困难麻烦”；那么，对于农业生产，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和麻烦，应该怎样对待呢？
这只是从逻辑推理上所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即我们依靠什么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适时合理的调整劳动报酬和工分定额对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主要问题是应该怎样完善准确地表达党的政策思想。例如全局和局部、集体和个人、长远和目前、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这些关系怎样安排得得体。
毛主席曾经告诉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同时明确地指出：“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是七年前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为一篇文章所写的按语。联系到当前农村的工作情况，毛主席的这些话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我是这样想：没有一种自觉的理想作为工作、生产、生活的动力，是难以顺利地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碰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麻烦的。
碰巧，我又读到了《人民日报》5月10日第一版刊载的以促进耕畜繁殖为主题的一篇报道（《董家庄大队保护母畜孕畜促进耕畜繁殖》）和一则通讯（《“保险”使役员——赵振忠》）。这两篇报道也提到了物质利益的具体措施（这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但是，他们繁殖耕畜的落脚点，是通过评比、表扬好人好事、在社员中形成一种爱畜的风气。因此，我认为只有把繁殖耕畜的“困难麻烦”，放在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使问题解决得彻底，使人感到更加扎实可靠和信心倍增。
当然，锦绣生产大队也可能有相辅而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解绳子》文章中，也提到了“根子还是一个报酬问题，一个思想教育问题”。但在文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使这句话落了空。因此，作为一篇重点报道，不能不使人感到是一个很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