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同吴晗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
——同吴晗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汪原　袁定中　王思治
吴晗同志在《论历史人物评价》一文（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中，根据近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情况，提出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六条意见，或者说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六项标准。这篇文章中还或明显或隐约地涉及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事实和观点，对它们给予评定。应该说，吴晗同志的文章是有分量有意义的。但是，文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阶级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的支配作用的问题。下面就谈谈我们的一些意见，请吴晗同志和读者指正。
吴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地说到“道德标准”和“道德观点”，他指出：“所有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中间式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说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的支配，这是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吴晗同志却认为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支配。这在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把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支配，缩小到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而在实质上却把历史人物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乃至决定的论点，改变为受阶级道德支配的论点了。这两个论点是应该加以明确地区别的。
吴晗同志说明了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指出了道德的阶级性。因此，也许有人会说，历史人物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正是受其阶级支配的表现。如果作这样的解释，那也并不能说服人，因为吴晗同志是在论证历史人物受什么支配的问题，而不是在论道德的阶级性。仅仅提出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提出道德的阶级性，然后就论定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这仍然没有改变道德支配历史人物的观点。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并不等于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受其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不能简单地说成受其阶级的道德标准所支配，也不能用阶级道德来代替阶级和阶级斗争支配历史人物。吴晗同志所引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道德的论述，只是说明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为一定阶级服务。因此，正是应该从某一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来揭示当时道德标准的实质，而不应是相反地，用道德标准来顶替或者混同阶级和阶级斗争。
吴晗同志还认为，“纪录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家，也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对历史人物加以肯定或否定”。在这里，吴晗同志又把“阶级道德支配论”，由历史人物身上用到纪录历史人物的历史家身上来了。我们认为，历史家同样受其阶级地位所支配，只能用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来揭示其所持的道德标准，而不能用“阶级道德标准”来代替其阶级地位及其在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态度。
据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主张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对君不君，臣不臣一类的事情。“寓褒贬，别善恶”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可说是一部历史兼伦理的著作了。可是，《春秋》中的道德标准的实质，难道不就是经过孔子所提出来的、以周天子为首的世袭贵族所要求的政治标准和他们在斗争中所要求的阶级标准吗？《春秋左氏传》中的“君子曰”（姑不问其真伪如何），《通鉴》中的“臣光曰”，乃至一部二十四史中的“太史公曰”、“赞曰”、“评曰”、“论曰”和“史官曰”等等，表面看来都是根据“阶级道德标准”在肯定或否定某一历史人物。但事情的本质却是，这些历史家所运用的道德标准，正是其阶级的政治标准、阶级标准。例如，司马光的《通鉴》卷七《秦记》二、始皇三十七年之后，有这样一段话：“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二，斯亦足称也。”君对臣可以“赐死”，“君要臣死，不死谓之不忠”。“忠”在封建社会里，是道德标准，同时也就是政治标准。它是在表彰尽忠于一姓王朝的操守，树立至死不二的榜样；对于“不忠”者却不只给以阶级道德的制裁，而且会砍掉他的脑袋。可见所谓“阶级道德”标准，正是受阶级的政治标准、阶级标准所规定的。因此，它常常不仅是“道德”规范而已。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的身上，都只强调了阶级道德的支配作用，而我们认为起支配作用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道德也同样是受阶级支配和决定的。
吴晗同志还以曹操、武则天为例，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曹操成为“挨骂的对象”，是因为“骂他是奸臣”。吴晗同志说：“奸臣这顶帽子是封建道德造成的，也是正统观念造成的，三国以后，南宋偏安江浙，却自居为正统，朱熹写历史，就不能不帝蜀寇魏，把曹操骂个痛快。”我们对“奸”的看法，和上面对“忠”的看法一样，认为它既是封建道德标准，也是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在封建社会里，“奸臣”不仅仅是一顶“不道德”的帽子，同时是一顶不折不扣的“政治帽子”。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帝蜀寇魏；北宋司马光就不能如此，因为如果他大骂曹魏是以篡夺得天下，那末赵匡胤同样是以篡夺得天下，同样成了奸臣。因此在《通鉴》中，司马光是以魏为正统的。由此可见，旧日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同样是政治概念，是当时政治斗争中你抢我夺的一块“金字招牌”。
武则天为什么挨骂呢？吴晗同志说：“到了宋朝，讲理学，讲封建礼教，讲贞节牌坊，才改变了对改嫁妇女的道德标准。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欧阳修、宋祁，一直到明朝的胡应麟、王夫之，都把武则天骂得很厉害，并且时代愈后，骂得愈凶，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女人不准当皇帝，这是有其社会的根本原因的，总不好说这也是某种道德造成。女娲氏大概担任过酋长、领袖一类的“公职”，似乎当时没有人骂过她。妲［dá］己还没有当皇上，但是因为她丈夫殷纣王“唯妇言是用”，她“牝［pìn］鸡司晨”，有“干政”的嫌疑，所以她便挨骂了。可是，殷周之际还没有讲“理学”。汉代的吕后时也还没有讲理学，还在唐代以前，为什么吕后干政也挨骂了呢？可见，妇人干政挨骂，并不单纯是由于宋朝理学家宣扬封建道德标准的原故了。道德标准的成立及其改变，应该从社会历史、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去找根源。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换句话说，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道德观念即属于这个范畴）的改变，也反映社会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作用于基础，精神条件的状况也反映物质条件的状况。但是基础总是基础，上层建筑总是上层建筑，不好叫它们来个大翻身，脚向上、头向下地倒站起来。如果硬要这样干，反而使人感到本末倒置了。
此外，吴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六项标准，但是他没有说明应当怎样综合地运用这些标准。这就仍然使人在具体运用时感到诸多困难，因为对同一事、同一人，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是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的。事实也表明这一点。从近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中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些标准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列举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而在于如何进一步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地运用这些标准。因此关于这一方面，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