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敌人反革命的两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揭穿敌人反革命的两手
阎宝航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下关事件，暴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我是下关事件的受难者之一，今天，正当美帝国主义继续在世界各地玩弄反革命的两手，并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再追叙一下这个惨案的始末，帮助大家再一次认清敌人的嘴脸。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中国，借“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幌子，积极训练、装备国民党军队，支持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以加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阴谋目的。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表面上于1946年1月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遵守政协的决议和停战令。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他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积极地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妄想用武力接收东北，变东北为反人民、反民主、反共反苏的基地和资本。他在军事上连连遭到挫败，大量“精锐”部队被歼以后，被迫同意自6月7日起停战十五天，在南京举行谈判。
东北问题是全国问题的一部分。这次停战和谈判，不仅关系东北的和平、民主前途，而且关系到全国的和平民主，中国人民都焦急地盼望着东北的短期停战，能成为永久的停战；并基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成功，促成全国问题的谈判成功。因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劳动大众、学生界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决定发起一次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游行和和平请愿，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公推马叙伦、蒉［kuì］延芳、盛丕华、张炯伯、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胡厥文（临时未去）和我九人为赴京和平请愿代表，胡子婴、罗淑章为代表团秘书。另有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东吴大学学生陈立复，是由上海各学校学生和平促进会推举参与赴京和平请愿的。
6月23日早上八点多钟，我们代表团人员先后到达北火车站。参加游行和欢送和平请愿代表的队伍，已经占满了车站前的广场，后面还有无穷尽的人流浩浩荡荡涌上前来。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
一个盛大隆重的欢送大会开始了。陶行知等人先后代表上海人民讲话，热忱要求和平请愿代表团把上海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意愿，转达给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蒉延芳、雷洁琼两位先生代表和平请愿代表团致答词：保证决不辜负上海人民的重托。一片雄壮、热烈的反内战的呼声，和愤怒交集的人们的身影在我眼前交织着、翻腾着。
列车开动了，还有许多青年男女，边追边喊：“代表团给我们带回来好消息呀！”“祝代表团身体健康！祝请愿成功……。”这是上海人民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热情的呼声啊！
车抵镇江，突然上来二十多个打着小旗的“苏北难民”，要求马叙伦先生下车给他们讲话。显然是一群特务故意留难，企图阻止代表团去南京请愿。车站许多群众均愤愤表示不平。经过我们代表团恳切劝解，车站站长的一再催逼，他们才被迫下了车。
我们都预感到这是预伏的前哨战。
下午七点半钟，抵达南京下关。当我们刚走出收票口，突然听到：“我们欢迎代表！”一个凶厉的声音。抬头一看，两三百特务已包围了我们。我心里在想：这是第二个“较场口”罢！真是：别来无恙［yàng］，又睹尊容。顿时感到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短兵相接的斗争。
这帮特务同样自称“苏北难民”，声言要和我们代表团谈谈。于是，我们被围着，挤着。我先和一部分代表被挤进车站西餐厅，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四位被挤进候车室。鉴于当时的严重情势，我当即由西餐厅赶到候车室，准备应付一切。刚坐下，四个特务代表齐声提出一连串无理要求，威胁代表团当天就得带他们去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要不，当天就得回上海。
这完全是无理要挟！我很气愤，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解除全国同胞的痛苦。今天你们这样要挟我们是为了什么呀！”
屋里沉默了一会，一个特务来对我说：“你可以对我们苏北难民讲讲话吗？”我说：“可以。”
一走出候车室，就看到人头钻动，足有一两千人。在动乱的人群中，我站上一张枱子，四个特务紧跟着也站了上去。
这时，只听得特务们乱嚷嚷：“要他带我们去见周恩来。”“要他们今天晚上就回上海！”接着，台下一阵哄动，齐声喊出：“打！”“打！”
毕竟还没有开打。这时，一个特务慌慌张张跑来向台上的一个特务咬了咬耳朵，台上的这个特务立即回过脸来，逼着我照他的话向大家讲一遍。我问讲什么，他说：“你们来，不要说来呼吁和平，要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我心里直冒火，还是克制自己说：“大家听着，这位朋友要我照他的话向大家重说一遍。他对我这样说：‘你们来，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来解除中共武装’”，我这么一讲，台上台下又大叫大嚷起来：“不要他再讲话！”
“打！”“打！”
这时候，我忽然发觉，同我站在台上的四个特务都下去了，就在这刹那间，台下的特务们狂叫起来：“你跪下来，你共产党跪下来。”同时，四面八方的特务都一个劲向讲台挤。我气极了，握起拳头，厉声厉色的说：“你们有枪，开枪好了！你们侮辱我绝对不成！”
出乎意料，特务们倒反而平静下来。宪兵给我打开了一条通向候车室的路，我从容走下讲台，回到候车室，坐在凳子上生气，忽听距我坐位不远地方，两个特务在小声谈话，一个说：“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打呢？”另一个说：“刚才有好些看热闹的小孩夹在里边，不好下手。难道我们两家还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我明白了，这两个特务是从两个机关来的，当然就是“中统”和“军统”的一门两户了。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我感到又疲倦，又气愤。我走到屋里西南角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刚一合眼，准备稍作休息，一个国民党青年警官走进来，对我说：“我是下关警察分局的，得到这里的消息，特来看看，阎先生准备怎么办呢！”
我愤愤地说：“你们是地方治安机关，你们应该想办法呀！”他当即说：“那么，我去和他们商量商量！”当他转身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用手里的铅笔作了一个手势，立刻，原来在屋内外的宪兵、警察都随着走了。从门外一下冲进来二十多个特务打手，逢人便打。特务们拳、脚、椅子、花盆齐来，我的左眼被打一拳、眼膜当时被打破了；鼻子又挨一拳，鲜血直往外流，左腿的伤更重。转眼一看，代表团团长马叙伦被特务拳打后推进一间小屋里去，雷洁琼先生也被特务打倒在地，全身衣服被撕得破乱。接着又看到陈震中也被打得昏迷过去。这使我气愤莫名，怒不可遏。就在这时，一队宪兵开进来，其中一个装模作样地对原来在候车室的那几个宪兵说：“刚才你们到哪去啦？怎么不在这儿维持秩序？”我们当然明白，他们是奉命来维持打的秩序的。
大卡车来了。宪兵们把我们几个被打伤的代表拖上车去。其他的代表也都上了车。警察持枪押着我们。
车子开到下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从室里走出一个官模官样的人，对我们说：“很对不起呀，你们没受伤的几位就住在这里吧。受伤的几位马上就送医院。”特务们所以要把我们代表团的人分开两个地方住，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代表团继续和平请愿。我们坚持要住在一起。没被打伤的代表们坚决地说：“受伤的住在哪里，我们也住在哪里。”对方没办法，只好同意将我们一起送中央医院。这时已是下夜两点钟了。
我们刚到医院不久，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民盟的沈钧儒、黄炎培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赶来慰问。从谈话中，我才晓得当我们在下关被围时，他们就得到了消息，马上奔走营救，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阻住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甚至还欺骗他们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们都已到了城里旅馆，没事啦！”
在我们住院医治的几天里，南京市的工人群众、学生、机关职员，成群结队地来慰问我们，上海及全国各地也纷纷寄来函电，这更加鼓舞了我们和平请愿的意志。我们受伤的几个人，力疾扶杖，坚持随同代表团一起见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并公推蒉延芳老先生见了蒋介石。
当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来接蒉延芳老先生去见蒋介石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他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一语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坚决要打内战的阴谋。蒋介石就是害怕和平、民主，因为和平民主的局面如果出现，中共和民主党派参加了联合政府，蒋介石一人独裁的局面就要打破；而美帝国主义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也就不得实现。
蒉延芳先生6月26日会见蒋介石时，力陈内战不能打下去的种种理由。蒋介石当时的答复是：“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可是事后证明，就在那一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的部队了，并且正在加紧布置进攻苏北解放区。
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阴谋目的，我们会见马歇尔的时候，郑重地交给他一份上海人民和平请愿的备忘录，其中着重指出：美国援华物资，在和平实现与政府改组之前，都将用在内战战场上。并指出美国的所谓帮助接收，运送军队，实际上是在助长中国的内战。马歇尔为了这一点，解释了一个半钟头，把美国说得“慷慨义气”，别无“企图”。我们听了，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当然，美国对华的一切援助，都是依照美国本身的需要和计划来进行的。”不容我们往下说，马歇尔便很“礼貌”地站起来送客了。
周恩来同志接见我们请愿代表时，再一次详细说明了谈判经过和中共力求和平的主张。指出由于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一连串反革命的无理要求，如要中共撤出苏北、鲁南、热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等等，不一而足，终使谈判陷于僵局。最后，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中共绝不要打仗，但是，国民党硬要打，中共也不怕打。希望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国民党的内战罪行。”
周恩来同志那诚恳有力的言词，不仅揭露了蒋介石蓄意打内战的罪恶嘴脸，同时，更百倍增强了我们代表团为和平奔走的决心和勇气。
6月29日，和平请愿代表团完成了上海人民交托的和平请愿任务后，在广大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了上海，各地慰问的函电，连日登于文汇、联合两报，竟达一个月之久，慰问受伤代表的献金，超过一千余万元（后来这笔款都如数转送给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而促进和平的爱国呼声，更形高涨。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突然来到上海，亲自组织了数十个暗杀队。暗杀名单上，罗列了大批的人。与此同时，又传来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噩［è］耗。上海顿成极端恐怖状态。然而爱好和平民主的上海人民并没有因此被吓退，恰恰相反，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
下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重庆较场口事件之后，又一次计划周密，手段狠毒的反革命血腥暴行。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原想用暴行镇压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事实和他的愿望相反，这一次又一次的暴行，大大教育了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王朝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