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传播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知识的传播者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访问记
新华社记者　陆拂为
在首都西郊幽静的翠微路上，有一幢宽宏、高大的四层楼房。大楼东部是中华书局，西部是商务印书馆。这是两家历史悠久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成立于戊戍变法的前一年，到今年已六十五周年。中华书局成立于辛亥革命的后一年，到今年是五十周年。
1932年，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队的炮火，复业后元气大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两家出版企业都先后迁向内地，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迁回上海。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物价飞涨，印书还不如卖白报纸合算，编辑人员大批离散。
解放后，它们从濒于破产的危机中获得了新生。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和中华书局总公司经过公私合营，成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出版企业，先后搬到北京。1958年出版业务经过调整后，商务印书馆的任务是：以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为主，兼出中外语文和工具书。中华书局则负责专门整理出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古籍，并出版一些现代作者有关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
整理祖国学术遗产
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典文献（古籍）。这是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到底有多少古籍？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案，有人估计大约不下于七八万种。中华书局的编辑举了一个例子：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二种，共三万六千册，一个人如果一天读五册，需要不间断地读二十年才能读完。
中华书局整理古籍，首先要进行甄别鉴定，选择其中有益和有用的东西，使历代丰富的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选择就是一种批判，这要经过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商讨，并在此基础上订出整理计划。同时，由于古籍的情况和读者的不同，整理的方法也就不同。校勘、标点、分段是整理工作中常用的方法。在总编辑室办公室保存的样书里，记者看到的标点本《史记》和《三国志》就是用这种方法整理的，这是系统整理中的《二十四史》的一部分。《二十四史》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它连续不断地记载了从远古直到明代三四千年来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情况，是历史研究者必读的古籍。参加这项整理工作的，有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师生。对于整理出来的《二十四史》稿子，文字学家马宗霍还要一本一本地进行复查。
中华书局还把一些没有经过整理的古籍影印出来，便于学者研究和更好地保存。负责古籍影印工作的版本目录学专家陈乃乾说，中华书局今年将影印出版《明经世文编》等书。《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明代政治论文集，共五百零四卷，集中有几百人的著作。这部文集是明末复社、几社的社员集体编成的，在清代曾列为禁书。完整的刻本已很难找到。中华书局就武汉、上海、兰州、大连四地图书馆里收藏的四部书，经过仔细比勘，才凑成一部完善的刻本，影印出版。陈乃乾兴奋地说，这种事情要在解放前，是难以想像的。
吸收外国文化精华
商务印书馆在纪念成立六十五周年时，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展览会上陈列的许多书籍表明：这个出版企业一出现，就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它翻译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富国强兵思想的著作，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战史》、《德国工商勃兴史》等，还出版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五四”运动后，它又陆续出版尚志学会、共学社、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译著，大量发行自然科学著作和科学技术书籍，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是，正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成长，商务印书馆也没有能够完成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就的任务。今天，这项艰巨工作仍由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近三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百多种，去年又拟订了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规划。他们决定尽先翻译出版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外国思想界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特别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并适时地出版一批近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著作。
为了向读者介绍一本在学术史上占有地位的外国著作，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寻找它的原著。负责找书的汪家熔告诉记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过去介绍到中国来的很少。他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自然法典》说：这是十八世纪法国卓越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的重要著作。作者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匿名著书，他的身世、真实姓名和生卒年月现在都无法查考。中译本是根据苏联科学院的俄文译本转译的。摩莱里还著有题为《巴齐阿里达》的长篇故事，用寓言的体裁描述了一个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并假称这本书是从印度文翻译过来的。为了得到这本原著，这里的工作人员曾找遍了许许多多的图书馆。汪家熔说：“解放前我就在书店当学徒，那时译者自己买书或借书进行翻译，然后送来出版，根本不存在找书的事。找书这件事本身，就体现了党对系统介绍外国文化的重视，显示出社会主义出版企业的优越性。”
这两家历史悠久的出版企业，曾经集中过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事业长期的摧残，到解放前编辑人员已所余无几了。近几年来，两家的编辑部增加了许多学者、专家和大学生，编辑阵容一新。两家编辑部对培养人材十分重视。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亲自为青年编辑人员开列应读的书目，作怎样学习的报告，让他们去高等院校听课，支持他们进修和进行各种专题的研究。
两家的编辑出版工作还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和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如郭沫若、翦伯赞、陈垣、吴晗、游国恩、魏建功、王力、贺麟、吴大琨、吴恩裕、齐思和等，为这两家编辑部撰写和审改稿件，提出各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