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社会的一个新例证——读《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研究古代社会的一个新例证
——读《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
谷方
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摩尔根以他自己的著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真正科学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列宁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给予各种各样捏造原始社会历史的行为以致命的打击。今天，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研究这一学说，对于论证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神话，他们硬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实行个体劳动和私有制的，断言掌握“私有制”和“个人”才是文化史的起点和终点。他们的这些胡言乱语，遭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力的驳斥。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继续加以阐明。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古代社会应该在发现其最高例证的地方加以研究”，“应该在其正常发展及其制度系纯粹的地域中加以研究”。现在，典型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残存着原始社会的遗迹也已经不多了。而我国的鄂温克人聚居的额尔古纳河畔，却还是这样的地域。那里的鄂温克人虽然在近一百多年来同外界有所接触，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到解放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状态。因此，这一部分鄂温克人的状况，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原始社会形态的例证。秋浦等同志对于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华书局出版）一书，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本书不仅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一般读者也是会感到兴趣的。
这本书着重地叙述了原始社会形态的经济状况，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人类不仅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到私有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到人剥削人的现象和阶级的产生，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至少在距今七十多年前就开始在鄂温克人中出现。他们个人已经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直到今日为止，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与人在生产中仍和过去一样地保持着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在产品分配上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平均分配制。”（本书第37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这说明私有制虽然是造成剥削的前提，私有制先于剥削，但是，由私有制到达剥削至少要有这样的条件，即归个人支配的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财富而积累起来，并且跟随着人们的不平等关系也显著地发展起来。这样的条件在鄂温克人那里恰恰没有具备，只在酝酿的过程中。由于鄂温克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财富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积累财富的冲动就非常淡薄，甚至全然没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求能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对于多余部分则很不重视。”（52页）“他们对待生活资料的态度，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超过这个限度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例如，有些猎户皮张还够用，即使遇到有可以分配的机会，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弃。与此相反，当他感到生活资料匮［kuì］乏时，他也同样可以到别人那里去拿来使用，任何人对此都不会加以拒绝”（27页）。大家共同消费，互相调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平等的。但是，只要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这种共同消费、互相调济的习惯就会消失，生活资料对于一部分人缺少而另一部分人却有剩余的状况就会加深，贫富之间的界线就会日益分明。于是，为着获得生活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赖，接受其奴役。这时人类就来到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的大门口了。
根据这本书的叙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周围有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存在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商品交换与本民族内部由于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之间以及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所引起的交换不完全相同，它能更迅速地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和原始社会形态的解体。这一点可以由鄂温克人在十月革命前和解放前同发展程度较高的俄商与汉商之间的商品交换得到证明。商品交换给鄂温克人输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枪枝、弹药），使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他们的劳动生产逐步由集体向个体转化。商品交换扩大了鄂温克人的生产领域，使他们的猎取对象从主要是大兽转到皮毛很珍贵的小兽，“于是个体劳动在这时从共同劳动中分化出来并日益重要起来”（43页）。这种交换是垄断性的。商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往往是极其残暴的方式，例如与他们建立固定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狩猎时跟着上山，随打随收，“把鄂温克人猎获的珍贵皮毛一无遗漏地收掠而去”（41页）。由于商品交换，“乌力楞”的作用降低了，个体家庭的地位提高了，私有制获得了发展。
这本书对于原始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描述也是有特色的。它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人也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和一整套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规范。虽然有很多行为规范要求全体成员来遵守，但是他们并不感到这是一种束缚。如果偶然有违犯这些行为规范的事件发生，那也只要通过氏族长或家族长的批评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就可求得解决。因为鄂温克人富于耻辱心，批评和舆论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了。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社会舆论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真实的力量；阶级社会的强制机关同它相比，也会显得黯然失色。
总之，《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书，是能够给人不少新的材料和新的知识的。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鄂温克人生活中具有特征性的东西给予了比较充分的注意，并且对于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当然，在我看来，也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继续研究的。例如，书中认为原始宗教发展的顺序是，“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灵物和祖先的崇拜，一直到萨满的产生”（100页），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原始宗教开始于自然崇拜。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苏联已故的著名学者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认为，“对于自然的崇拜是在农业已经发展到了农业果实变成了人类最最主要、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才产生的”（《上帝的起源》）。国内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原始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从图腾制度再进一步才发展到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到了父权制发展期才注重于祖先崇拜”（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十一期）。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意识形态的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
关于鄂温克人的精神面貌，我以为书中还未能更全面地加以揭示。即书中对于他们公平、正直、团结、友爱的一面谈得较多，而对于他们的弱点则很少介绍。后一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原始社会的正确理解，也关系到如何帮助像鄂温克这样的兄弟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原始社会的人并不完全是处在一片真诚友爱的气氛中的。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似乎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且，原始人固然有正直、刚毅、勇敢的一面，“但是，残虐、诡诈及狂热等，也一样是同样的通常”（摩尔根：《古代社会》）。据说鄂温克人固然没有“食人”之类野蛮的风气，但是他们除了有血族复仇以外，也是有种种内部纠纷的。例如，在他们的习惯法上，就把解决内部纠纷规定为家族长的职权之一。
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把它加以理想化。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极其贫困，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只有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够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也是上述原因的必然结果。在原始公社制度下，劳动产品是那样地贫乏，如果有一个人分得多一些，那么另一个人就要饿死。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我们以往的日子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的人类是备受生存困难的压迫的。原始社会的幼稚形态和狭隘性，大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不得不导致它的崩溃。但是，这本书对这个方面叙述得不够。
从全书来看，有的章节、特别是第四章《由原始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是比较单薄的。这又使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像秋浦等同志那样对古代社会作综合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还可以多做些专题研究，比如专门地或有重点地调查研究原始社会形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文学艺术和精神状态，以及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这样做，有可能使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透。并且，这些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因为今天鄂温克人正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跨过几个历史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进程是异常迅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