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随园诗话》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郭沫若
七十、讼堂养猪
《诗话·补遗》卷九第二十则：
“处州山水清佳，而朴野已甚。余壬寅（乾隆四十七年）春游雁宕［dàng］山，过缙云县。见县官讼堂养猪，为之一笑。”
今案：“讼堂养猪”是一大好诗料，此缙云县县官亦是一大好清官，可惜袁枚只以“一笑”了之。猪之为用甚大，乃利用厚生之至宝。不仅全身无一废物，即粪便亦有大惠于人。以废物为饲料，化无用为有用，比之马牛羊，实在伯仲之间。古者祭神，以牛一羊一豕一为太牢，以羊一豕一为少牢。牢不问大小，均不能离猪。然自来诗人对猪鄙视，似曾无人为之歌颂者。抗日战争间，我为画家题画，曾为《猪颂》（见《长春集》），文涉游戏，意含讽刺，并非真知猪之真价。近年情况，大有不同，猪之地位已骎骎［qīn-qīn］乎驾马牛羊鸡犬而上之。前年有印人辑成《养猪印谱》，分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会萃养猪号召，分刻印章一百颗而拓制成谱。索余为序，余因题诗一章。新诗人中有见余诗序者，颇嫌不太庄重，实则我乃以极端庄重之态度出之。猪之当被重视，即在今日似亦尚待进一步普及，那就无怪乎一二百年前的袁枚要对“讼堂养猪”而了之以“一笑”了。
《养猪印谱》诗序，附录于此。
“猪当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掉个头。猪为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牛羊，那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多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蹄毛骨血，不问脏腑皮油。不问脑舌鼻耳，不问胎盘眼球，大用之用般般有。杂草为粮产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土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农工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户一猪，一亩一猪。农家户户莫踌躇，百子千孙寿猪母。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献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上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基础好，大同世界在前途。猪多肥多，粮多仓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一九六○年十月八日晨，接阅《养猪印谱》稿，信笔书此，以粪其首。”
七一、“全家诛产禄”
《诗话·补遗》卷九第二七则：
“唐五王起兵复唐室，不诛诸武，而徒诛竖子无能为之二张（案指张昌宗与张易之），宜其留后患也。余幼时尝作诗曰：‘我为五王谋，兴唐欲灭周。全家诛产禄（吕产与吕禄，喻武三思等人），远谪辟阳侯（张昌宗）’。”
袁枚是斥责武则天的人，他恨她如同恨吕后一样。她们都是他所说的“女祸”。这是封建时代的正统观念，其中还含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本来是不足怪的。但残酷的是袁枚竟要诛杀武氏“全家”。在幼年时代写出这样的诗，倒可以说是童言无忌，取快一时。但到了晚年来，还把这样的诗收入《诗话》，那就很难原谅了。
不满意武则天的人，大抵以嗜杀为其罪状之一。但这种仅为一姓一家的政权着想，而要诛戮［lù］全家，其嗜杀的程度不是还在孙皓之上吗？袁枚幸而没有做皇帝，如果做了皇帝，我相信他的杀人之多一定不会亚于武则天。他曾自诩［xǔ］：“平生乐道人之善”（《诗话·补遗》卷九第五八则），但对武则天的好处，他就丝毫也没有见到。成见囿［yòu］人，每每是不自觉的。
七二、地主与农民
《诗话·补遗》卷十第二十则：
“王荆公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乃《咏雪》云：
‘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
祖无择笑曰：‘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
王荆公行新法，旨在“搉制兼并，均济贫富”，即此诗所谓“仁民意”。然立法纵善，如执行上发生偏差，则仁民的主观愿望可以招致伤民的客观实际。以司马光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大代表，却以“为民请命”自命，盖亦有所借口。
荆公这首诗即寓有深意。第三句“村农不识仁民意”，“村农”与“民”对举，“村农”主要是指地主和富农，也就是暗指司马光那样的一批人。一般农民是很知道雪的好处的，雪愈大愈好，所谓“瑞雪兆丰年”。但像司马光那样成见很深的人恐怕就不一定知道，或者知道而假装不知道。
祖无择自然懂得王荆公的诗意，故他避开“村农”，而把自己安放在代表人民的立场。其实他何尝代表人民！中国地主阶级的长期超经济剥削，难道不早就使“民成沟中瘠”了吗？
祖无择要和王荆公交锋是可以理解的；在七、八百年后又得到袁枚的声援，也一样可以理解。那就是地主阶级的仇恨在作怪了。地主阶级的护法者袁枚是从心里痛恨王荆公的。他在本则中还举出了他少年时《读荆公传》的诗句：
“寡识不知周礼伪，好谀却忘仲尼尊”。
在封建时代，下出这样的考语，是足以致人死命的。侮谩了周公孔子，那还了得！其实，《周礼》虽是经过刘歆编窜的伪书，非周公所作，但其中材料多系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积累，并非全部皆伪。批判而用之，亦未尝不可以利用。
至如所谓“好谀却忘仲尼尊”，大概是断章取义地指荆公说《春秋》一书为“断烂朝报”，有点“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春秋》开创了编年史的体例，有如今之年表，是有它的价值的。但自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来，后儒多把《春秋》的价值夸大了。所谓“微言大义”，所谓“彰三统，存三世”等等，都不免夸夸其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一一见之于书，如可谓为使“乱臣贼子惧”，宁不可谓为“使暴君污吏惧”乎？
王荆公并不反对《春秋》，说他不尊孔子，说他“好谀”，完全是诬枉。
其实袁枚本人倒真是极端“好谀”。《诗话》多载其女弟子、男弟子和一些高官贵族等对他的谀辞，而自鸣得意。如女弟子席佩兰推尊他为“本（清）朝第一”，他便称她为“大知己”（《诗话·补遗》卷十第四一则）。又如袁尝饮于女弟子孙云凤家，嫌其“饭米粗粝”，归后赠以白米一斛，为云凤所拒绝；袁乃贻诗以自解。（《诗话·补遗》卷八第十三则。）其诗云：
“一囊脱粟远相贻，此意分明粟也知。底事坚辞违长者？闺中竟有女原思。”
这才真是在以孔子自居，俨然“仲尼颜渊复出”了。（伪托苏洵《辨奸论》中骂王安石语。）
《毛诗序》伪托为子夏所作，袁枚是笃信不疑的。他少年时《读荆公传》的诗句，只消改两个字，便可成为他的自赞。
“寡识不知诗序伪，好谀却忘仲尼尊”。
七三、诗人无常识
旧时诗人多无常识。极寻常事物，在今日虽小学生已知之者，在一二百年前，虽大作家亦昩昩无知。
《诗话·补遗》卷十第三六则，引朱文虎《闺情》二首，其第二首有句云：“好风连夜小桃开，雌蝶雄蜂次第来”，于蜂蝶而擅为分别雌雄，转而弄巧反拙。
蜜蜂习性，雄蜂是不采蜜的，不仅不采蜜，竟完全像坐食阶级，一事无为。雌蜂而生殖器官发育者为蜂王，一巢中只能有一只，主生殖。蜂王如产生出第二蜂王，则率领部分蜂群迁移，别营巢窟，以旧巢让之于新生者。雌蜂而生殖器官不发育者为工蜂。工蜂极勤劳，凡采蜜、营巢、抚幼、防敌、清洗内部等等皆为之。所谓清洗内部者，如雄蜂过多时，则啮杀之，以节省食口。这是蜜蜂社会的大概，在今日已为常识。
知此，可知所谓“雌蝶雄蜂次第来”是在闹笑话。雌蝶或许会来，而雄蜂则决不会来。这是全凭臆断。仲尼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最老实的态度。《诗经》有句云：“谁知乌之雌雄？”也是最老实的诗句。以前的读书人尊孔、尊经，可惜就没有学到这些老老实实的地方。
七四、九天玄女
《诗话·补遗》卷十第四七则：
“周青原侍郎未第时，梦为九天玄女召去，命题公主小像。周有警句云‘冰雪消无质，星辰系满头’。玄女爱其奇丽，为周治心疾而醒。”
案此事已见《诗话》卷二第七十则，彼处所述更详，无须补遗。唯此所谓“心病”，彼处云“周幼时误吞铁针，着肠胃间，时作隐痛”，是肠胃而非心。为治疾者彼处乃玄女之女，而非玄女本人。盖袁翁到晚年来，记忆力已衰退，故生出此种种龃龉［jǔ-yǔ］。《诗话·补遗》之刊刻，有人说是在袁枚身没之后，故多谬误；但《补遗》卷七第一三则有语云：“今刻续集，不妨载之”，则是袁枚生前已在进行刊刻了。其所以多谬误，不能诿过于别人。
这个故事完全出自虚构，是周青原自己卖弄玄虚，用以表示不凡，抬高身价。所谓九天玄女，出自赵宋时张君房《云笈七签》。此玄女要周青原为公主题肖像，其画卷中竟然是“汉魏名人笔墨俱在，淮南王刘安隶书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钟王风格”。荒诞可笑，而袁枚竟信以为实，一再叙述，引为美谈。袁枚本多迷信，神仙妖怪、扶乩［jī］炼丹、前身后世、诗谶禨祥，无不信之。但在此，恐怕“侍郎”头衔，“少司空”显职，也在发生作用吧。
假使周青原而非侍郎或少司空者，袁枚未必不惜笔墨，至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