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唱音乐会散了以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独唱音乐会散了以后………………
朱崇懋
夜已深了，我站在锦江饭店十楼窗前，向外凝望，夜显得分外的恬静，只有把城市夜空装扮得彩色缤纷的霓虹灯还在闪闪发光。几小时前音乐厅前等候买退票的人群，剧场内听众热情的掌声，领导同志深切的关怀、同行和前辈的祝贺，以及一封封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贺电……，这一切使我在兴奋激动之余，不由得引起了许多深沉的回忆，心灵深处激起了情感的波涛。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困苦得难以生活。一些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和关心我的朋友们，劝我举行个人独唱会，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四处奔忙，托人借钱，贿赂伪社会局请求“批准”，到处求人销票、租钢琴、借演出服等等，跑得筋疲力尽。到了演出的当天，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练练声的地方，我只好跑到观音岩马路旁的人行道上，等候公共汽车通过。那时重庆的公共汽车马达声很响，特别是观音岩附近有一个陡坡，汽车上坡时速度极慢，震耳欲聋，我就趁此机会等汽车一过就由低到高的练起声来，不要说路人听不见，就是我自己也很难听到，只是嗓子有感觉而已。一部汽车过去了，就等第二部来时再练。当晚到了台上精神十分疲倦，当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效果，一个音乐会下来，就像是经历一场死亡的挣扎。演出后当晚，几位热心的朋友把千方百计推销的票款给我送来，总共有一百多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小职员一月的工资）。拿了这些钱，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决心去看场电影吃顿好饭，谁知就在买电影票时，钱全部被小偷扒去了。我一摸到空空的口袋，急得两眼发黑，回到住处就病倒了。
这时，一位从小在一起学唱的好友，说有个亲戚在成都一个著名银行当经理，交游很广，如果去开独唱会，可以帮助我们销票。于是我们俩东拼西凑的借了些路费，一路千辛万苦的到了成都。那位经理看到我们这两个穷小子，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那朋友再三说项，他才像施舍般的说：“我就勉为其难的自己买一张吧！”我们一气之下回头就走，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说几个大学的学生会可以协助我们，这真是绝处逢生，我们便借了教堂，举行演出。到那天，全部票都卖完了，我们十分兴奋。演出即将开始，我和伴奏准备出台的时候，全场电灯突然熄灭，内外一片漆黑。大家都以为是电源坏了，正在设法找人修理时，教堂的会计拿着手电筒皮笑肉不笑地来到后台说：“场租已经调整，上次收的费用，不包括电费，因此要再缴纳电费后才能开灯。”后台很多人与他讲理，他只是冷笑着摇头不语。看着这个剥削鬼奸险的神情，气得我肺都要炸开一样，心想你们这些人为了几个臭钱，把艺术折磨到了何等田地！记得音乐会的第一首歌是亨德尔的《绿叶青葱》，我却满腔悲愤地唱着，以致熟悉这一作品的听众都为之惊异。而我自己直到唱完这首歌，还不知自己唱些什么，在整个音乐会唱完后心中才略觉松快些。我刚走出教堂，听到门口争吵声十分激烈，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和一个税务人员在争执，事后才知道，这是音乐会常见的事。这群国民党税务人员个个像恶狼般只要看到哪里卖座较好，有油水可捞，就会钻到哪里敲竹杠，只要贿赂他们些钱，本可太平无事，而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不知其中利害，就据理和他们顶撞起来。只听见那个人狠狠的说：“明天叫你们知道厉害！”果然，第二天傍晚，我正走在快到教堂的路上，一位艺专的教员迎面跑来，拉住我说：“出事了，教堂门口贴了税务局禁演的告示，今晚已不可能再演出，你还是先回去，如果你现在去剧场，要吃亏的！”就这样，音乐会就平白无故的停演了，却接到了一个罚款的通知书，罚款数字大得惊人，可以说是一生一世也无法还清。我和那位朋友真是急得走投无路，幸好有一位著名的声乐家，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税务局长是他的同乡，于是由他先为我们说情后，又陪我们一起去道歉，并缴纳了少数的罚款了事。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带了一身债，又怀着换换地方碰碰运气的幻想，去昆明、南京、上海……当然一切又都是旧的再版，几年独唱会的艺术活动，就像在恶梦中那样度过，到1947年我在上海“兰心”（现在上海的艺术剧场）举行了独唱会后，想想这些“低三下四，磕头作揖”整个灵魂都令人感到屈辱的日子，就决心今生今世再不搞什么独唱音乐会了。当时由于自己的觉悟太低，对于这令人诅咒的一切，只能理解为个人遭遇的不幸，而无法得出那个社会太坏太黑暗的正确结论。记得在成都因为“得罪”小税务员被无故禁演的当晚，我和朋友长时间相对无言，想起了莫扎特说过的一句话：“音乐，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它的国土啊！”
十八年像一个瞬间，时代的车轮把那吃人的社会辗得粉碎，对我来说，那些令人感到沉重的经历，像隔了几个世纪那样遥远，但又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如今我又恢复了个人独唱会的演出活动，但再不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而是为了独唱艺术的繁荣。每当我在舞台上接受听众的鼓掌时，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没有党的文艺政策，就不会有我的独唱会；没有党的关心支持和教导，就不可能产生这些艺术作品；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哪里会有如此众多的热情，可爱，并令一个演员感到自豪的听众。十八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夜晚，我和那位朋友旅行演出到成都，住在一个小旅店中，对着昏暗的灯光，为了推销票子的问题，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如今我从上海第一流的音乐厅，带着文艺界和广大听众的盛情，回到这所解放前只有大官僚、资本家才能居住的饭店时，接到的却是剧场应听众要求希望加演的电话。当年，晚上就要举行独唱会的演员，心里怀着重重顾虑，竟像个流浪汉那样站在人行道上，找机会偷偷摸摸练几声；如今却是坐在家里的钢琴旁和伴奏同志一起，陶醉在迷人的艺术探索中。十八年前演出的次日，接到的是国民党禁演罚款的通知；而当我在北京举行首次独唱会的第二天，接到的是党组书记的一封信：
“知道你的演出十分成功，非常高兴，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力争更大的成功，为团体增光，为祖国的艺术事业作出贡献”。当我反复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党的慈爱温暖着我的心房，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暗暗的下定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的艺术事业献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