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的出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的出版
古巴驻中国大使　皮诺·桑托斯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来庆贺中国政府最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这件大事使古巴驻北京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感到当然的高兴。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时刻所感到的高兴的心情，也反映了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伟大领袖怀着最深切的钦佩和最真挚的爱戴的古巴人民的高兴心情。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早就了解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其他领袖的文艺和政治的著作。最近我国出版了若干部这种著作和刘少奇主席的最有名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虽然如此，诸位可以相信，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部分重要著作用我们的文字出版不仅将增进我们在古巴早就传播的毛泽东著作的了解，并且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述的革命的友好往来。事情只能是这样。毛泽东著作总括了他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的思想的精华，并且高度概括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们的天才和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
我愿意告诉诸位，几个月以前，古巴人民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文献，它给我们大陆上的兄弟人民指出了斗争和争取最后解放的道路。这个文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演说，集中了世界工人阶级的经验和古巴人民的革命经验。古巴人民付出了血、火和牺牲的代价，赢得了自己的自由，正在充满光辉前途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在这里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的出版的时候，也请允许我祝贺和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把哈瓦那宣言和我们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说译成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印地文、阿拉伯文、印度尼西亚文、缅甸文和其他文字，并将出版。
正像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一样，在各国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文件将是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新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反动政府和反动阶级的新的打击。古中两国相互传播最能反映他们的领袖和人民的思想的著作也是两国情谊和了解得到发展的良好榜样。同志们，我们再一次庆贺今天存在于我们两国——一个遥远的安德列斯小岛和东方欣欣向荣的大国——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动人的和战斗的联系。现在，请允许我对此作一点粗浅的、个人的评价。
像各位所知道的，到目前为止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基本上包括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开端。这些著作是以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土地作为活动舞台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而这个巨大的国家在这一时期中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在这个阶段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由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充斥着贪得无餍的殖民主义剥削和残酷的人剥削人的现象。至于中国、它在这些年代的特点是，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条件下，而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所进行的广泛斗争，接连地遭到失败，形成了表面上不利的结局。
当然，刚才所作的描述仅仅是客观的一部分，因为它只反映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处在危机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它不得不进行帝国主义掠夺性的世界战争。同时，在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胜利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说到中国，应当指出，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和开始发展的国家。因此，那里也出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了它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在那里，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利用在斗争失败的年代中所积累的经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志在斗争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并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在已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包括一个引人注意的决定性的时期，那就是1924—27年的第一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1927—37年的第二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1937—45年的抗日战争和1949年10月取得胜利的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今天，这些著作已成为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论武器，特别是成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中进行着斗争的先锋队力量的理论武器的一部分。
正如伟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的思想一样，可以说，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著作是随着作者的生活过程和斗争过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而不断丰富和深入的。然而，应当指出，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早在1926年的作品。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开始了他的政治文献的写作。附带地补充一点，这篇文章，不是仅仅重复别人已经知道的概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某些普遍原则结合中国人民的具体情况加以实际运用。接着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以充分的力量突出了乃至预见到中国农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和将要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极其粗浅的评价是，这篇“报告”还有它的特殊功勋，那就是它指出了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形势，即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能导致抓住事物本质的分析，而不要为它的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对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有很多人混淆了现象和本质。他们看到的是“糟得很”，由“痞子”领导的农民们“过分”了，“矫枉过正”了。与此相反，报告却深刻地抓住了那个运动的本质，即中国农民阶级革命暴动的本质，那就是，中国农民阶级怀着由于几千年来遭受贫困和剥削而累积起来的仇恨，挺身而起反抗压迫。另一方面，这里还要指出，抓住本质的东西就意味着深入事物的根源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又意味着分析事物的最根本的矛盾。列宁写道：“就其本意来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从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来看，它揭示了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抓住了“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现象。接着，在1930年，毛泽东主席写了现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篇文章。这一著作是分析事物的典范。即从客观现实出发，提高深入以至托出事物的本质的萌芽，并从本质中找到了形成中国那个历史时期特点的矛盾的辩证变化。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列宁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到实践”的哲学的准则，天才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的著名的警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这些都向我们指出，只认识真理和客观存在的现实还不够，而应该让我们的结论回到实践中，回到客观事物中去证实。此外，我们还应该利用这种认识和实践，根据社会的需要去改造世界和改变现实。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阐明了游击战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然后，游击战超出了战术的水平，提高到了战略地位。发展长期的农村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理想，以及在许多小的分散的根据地建立和发展革命政权，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理论，由于取得经验而系统化和丰富了，并通过其胜利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些理论将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斗争武器的一部分。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并且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运用。这个原则包含了一个准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根据每一种情况下的具体条件来付诸实践。
为了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必须研究毛泽东主席后来的著作。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几个时期。1924—1927年这个时期是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影响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发展的，采取的形式是两个阶级的合作。1927—1937年的革命战争是在另外的情况下展开的，因为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倒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方面去了。那时候共产党就必须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全部责任。共产党必须在同外部敌人（请大家回忆一下蒋介石的“围剿”）和内部敌人（这就是，起初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1935年，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终于正确地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那时候，中国局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接着继续侵犯其它地区。由于日本的进攻，特别是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所引起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选集所作的分析中得到了反映。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武装抗战和组织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资产阶级和所有愿意保卫祖国的阶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些年代里，毛泽东主席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名为《论持久战》这一主要著作等文章。这些著作和其它不能在这里详述的许多著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组成、保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这种努力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集团、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民族投降主义倾向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内存在的，先是关门主义，然后是威胁到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组织的命运的阶级投降主义的斗争。在反对这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思想方面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起了显著的作用。事实上，在毛泽东选集中，从1929年起，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指示。比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又如，为了正确地观察问题和正确地完成任务，要“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等等。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本著作问世了。这是为了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而写的深湛的哲学著作。反对主观主义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有关系的，与反对影响党内团结和党团结人民的工作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也是有关的。
对毛泽东选集，如不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人民为争取最后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西方世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历史学家，甚至曾经有一次说道，他认为毛泽东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斗争目的并非打倒日本而是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切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中国言之，不管当时情况怎样，正确的作法就是向人民清楚地指出什么是革命和战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阐述了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这篇文章是1940年写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左”的观点的时候，就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在1934年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他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在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同时在1937年，他还阐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通过更全面的理论分析，进一步确立了当时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指出，由于已经产生了十月革命，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可能也不会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正相反，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就必将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领导，而这个阶段将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最后，现在出版的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包括直到1949年9月胜利时为止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极其重要的，它们目前流传到讲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的手中，会起着无可估价的作用。这些著作充分地反映了那些无与伦比的年代里的事件，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它历史上具有决定性选择的时刻：是继续屈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独裁的封建和殖民地的压迫，还是坚持斗争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即坚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的道路。我们革命的倡导者何塞·马蒂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会在束缚和星星中间挑选一个。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星星。因此，人们读到1948年11月写的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短文时，特别感到心情激动，当时“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就是说，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军事力量终于超过了敌人的军事力量。这种伟大的时刻，也许毛泽东主席曾经设想过，所以在几年以后，写出了如下完美的韵味深长的词句：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奏乐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重要著作中，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文章。同时他还在几篇文章里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毛主席在1949年写道：“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
毛泽东主席写了这段话以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由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冒险的、战争的、掠夺的政策而更加恶化了。现在美帝国主义不仅出钱出枪，而且还在世界上它能够为所欲为的地方，出人和建立军事基地。它的目的仍旧是加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阻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蓬勃发展、势不可当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根据对目前国际形势作出的客观分析的结果，美帝国主义必定要遭受到最惨痛的失败。帝国主义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而人民是随着历史前进的，帝国主义已到末日，而人民的曙光已经升起。
编者注：这是皮诺·桑托斯大使在庆祝《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西班牙文版出版的酒会上的一篇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