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随园诗话》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郭沫若
七五、紫姑神
《诗话》卷二第七一则：
“尤琛［chēn］者，长沙人，少年韶秀。过湘溪野庙，见塑紫姑神
甚美。题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冰作阑干玉作车。若畏夜深风露冷，槿篱茅舍是郎家。’
夜有叩门者，启之。曰‘紫姑神也，读郎诗，故来相就’。手一物与尤曰：‘此名紫丝囊。吾朝玉帝时，织女所赐。佩之，能助人文思。’
生自佩后，即登科出宰。女助其为政，有神明之称。
余案尤诗颇蕴籍，无怪神女之相从也。其始末甚长，载《新齐谐》中。”
案此故事前半颇与《华山救母》传说之前半相类，入于《新齐谐》自为得体。但又揭之于《诗话》，盖袁枚信以为真，故不惮烦述。在《诗话》中叙述次第与周青原梦九天玄女事相衔接，盖方以类聚也。虚构者为尤琛自己，可毫无疑问。
紫姑神为厕神，见《显异录》，俗称“坑三姑”。据云，神本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为大妇所妒杀于厕中，上帝封之为厕神。亦称子姑神，苏东坡有《子姑神记》，以为唐垂拱年间人
（武则天时代）。
厕神显灵，而使官宰“神明”，大有讽刺意味。此在虚构者殊不自觉，即袁枚亦未觉察。盖旧时官宰多胡涂透顶，能得厕神帮忙，犹可显著“神明”。然则不得厕神帮忙者，其胡涂不较粪坑为尤污混吗？
七六、两个梦
《诗话·补遗》卷十第五三则：
“严小秋丁巳（嘉庆二年）二月十九夜，梦访随园。过小桃源，天暗路滑，满地葛藤，非平日所行之路。不数武，见二碑，苔藓斑然，字不可识。时半钩残月，树丛中隐约有茅屋数间，一灯如豆。急趋就之。隔窗闻一女郎吟曰‘默坐不知寒，但觉春衫薄。偶起放帘钩，梅梢纤月落’。又一女郎吟曰‘瘦骨禁寒恨漏长，勾人肠断月茫茫。伤心怕听旁人说：依旧春风到海棠’。方欲就窗窥之，忽闻犬吠惊觉。此殆女鬼而能诗者耶？”
这是一段比较出色的小说，两首诗都饶有风味，分明是严小秋假托。最后一句是画蛇添足，不知是严语抑系袁语，但袁枚确实相信有鬼。
由这一个梦可以联想到另一个梦。《补遗》卷九第四六则：
“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陈竹士秀才寓吴城碧凤坊某氏。一夕，梦有女子傍窗外立。泣且歌曰：‘昨夜春风带雨来，绿纱窗下长莓苔。伤心生怕堂前燕，日日双飞傍砚台。’‘东风几度语流莺，落尽庭花鸟亦惊。最是夜阑人静后，隔窗悄听读书声。’
及晓，告知主人。主人泫然曰
‘此亡女所作’。”
这倒真成为“女鬼”的诗了。陈竹士梦中所听到的诗，同样是假托。说为女鬼所作，也明明是陈竹士扯谎，但袁枚却老实地信以为真了。
我曾斥袁枚“奸猾”，但从他相信这两个同一类型的假托看来，这位老人还是相当老实的。
　 七七、考据家与蠹鱼
袁枚憎恨考据家，每视考据家与辞章家如水火，又尝谓“考据家不足与论诗”。甚至诋考据家为蠹［dù］鱼，徒食糟粕。《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
“（费）榆村又有句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
此四句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费所咏诗或许别无影射之意，但袁枚则直以蠹鱼拟考据家，这是他的一贯的偏见。所谓“今之崇尚考据者”指乾隆、嘉庆时代诸考据大家而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与袁枚同时而略后的焦循，有《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十二），论之颇为详允。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姚姬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为之，实较袁枚为得其正鹄。
袁枚是相信“脉望”传说的人。《酉阳杂俎》云“蠹鱼三食神仙字而成脉望”，即是成仙。此固不可信以为实，然亦可借以作譬。即学者必须先经过蠹鱼阶段，从繁杂中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不读书，不调查研究，便能成为辞章家、著作家吗？中外古今，断无此事。
后　记
《读‘随园诗话’札记》是1961年12月12日在广东从化温泉脱稿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2月28日起，陆续刊登了出来，转瞬已是半年多了。在这期间，我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大部分是从报社转致的，我很感谢他们。
来信中有的补充了我的缺陷，有的纠正了我的错误，有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收获。
例如，七十一岁的爱国侨胞韩槐准，他在新加坡侨居了四十多年，现任文史馆馆员兼故宫博物院顾问。他便补充了我的关于“椰珠”（第四十二则）的智识。他有《椰语》一文（见1945年《南洋学报》三卷一辑），蒙他惠赠，就椰树和椰珠，根据实地经验和古今文献，考证甚详。据说椰实之小者，其壳可旋为数珠，珍逾沉香。马来亚的椰实更有偶结白色椰珠者，经化验乃碳酸钙结石，价逾珍珠，但为数极少。佛徒所用的黑色牟尼珠应该是前者所串成。
例如，关于广西全州的石棺和福建武夷山的虹桥板（第四十五则），我因未曾目验，不知为何物。有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李瑾，寄了一篇《悬棺葬式疏略》来，以为都是少数民族的悬棺葬或风葬。这种习俗在国内分布很广，《楚辞·招魂》中也有所咏述。国外则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琉球群岛等地都有。其俗先将死尸盛于船棺、悬于高山绝壁，听其风化。然后将遗骨纳入罐内，置于岩穴中，穴外有栏干或窗櫺围护，名曰“魂堂”。所说殆得其实际。
又例如，第二十七则中的宋人《栽竹诗》二句：“应筑粉墙高百尺，不容门外俗人看”。我不知道这位“宋人”为谁。有长春吉林大学中文系黄诚一寄来一文《从栽竹诗说起》。他根据清人裘君弘编的《西江诗话》揭发了这位宋人是孙侔字少述，《宋史·隐逸传》中有传。诗句略有小异，原来是“更起粉墙高千尺，莫令墙外俗人看”。妙在晏殊在当时已作了翻案：“何用粉墙高千尺，任教墙外俗人看”。看来，我要算是步了晏殊的后尘了。
像这些言之有物、匡补了我所不逮的文字，在《札记》出单行本时，我准备全录或节录作为附件，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袁枚的生年有不同的说法，我采取了1716年说，北京大学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作1715年。有读者写信来问：以何者为可靠？今案袁枚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初二，实为1716年阳历3月25日。《中国文学史》提前了一年，可能是推算错误或笔误。
有一两位读者替袁枚抱不平，说我“吹毛求疵”，大可不必“多此一举”。我谨向这样的朋友道歉。我承认我是在“求疵”，但也并没有那么费力去“吹毛”。《随园诗话》上的毛已经不很多了，大概经过了一两百年，毛是差不多快要脱尽了。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不客气地说，正因为有朋友不是有批判地在爱惜随园的羽毛，而是似乎有点嗜痂［jiā］成癖。
更有一两位朋友在替杜甫抱不平，因为我在《札记》中有一两处提到杜甫。一处是第三十一则《泰山》，我提到年轻时杜甫的《望岳》，说他对于泰山也有点“盲目崇拜”。另一处是第四十七则《一戎衣解》，我提到杜甫诗句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是沿用了“一戎衣”的误解。但我在文中已经明白交代过：“此误用已成通例，并不限于杜甫”。所谓“通例”，是把伪《古文尚书·武成篇》的伪《孔传》也包含在里面的。
但杜甫是我们的“诗圣”，他似乎已经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因此，尽管我也指责了我自己：“五十年前，我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写春联，曾有句云‘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虽无心袭杜，而错用则完全相同。”但这还不够，我在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的《归国吟》中还有“同心同德一戎衣”句，来信的朋友为我指摘了出来。并且说，我“大概是偶尔失神”。可是，《归国吟》是在和鲁迅的原韵，故不能不用“衣”字。但在这儿的“一戎衣”是可以当作“殪戎殷”解释的。即使不作这样解释，我就再承认一次错误吧，这也不能说：我的两次错误就可以把杜甫的一次错误抵消。
来信的朋友还说：“杜甫是在著诗，不是在弄考据。”是的，我也知道。但这样说依然是著作与考据相为水火的传统观。妙在用了一个“弄”字，大有《春秋》的笔法——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苛于斧钺”也。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甫墓志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多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此外还有些不同的意见，如对于秦始皇、楚霸王、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些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在前已写出过我自己的更详细的见解，在这里我不准备多说。
至于有些文字上或细节上的匡正，凡是应该采纳的我都采纳了。我直接改正了原文，恕不及一一叙录。
老实说，我写出这七十七则《札记》的用意，是想借此学写点短文章。我的这篇《后记》已经破格写得太长了。但是，最后还请让我再一次对于所有关心《札记》的朋友们表示感谢，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多，希望朋友们不见弃，今后还能予以匡正。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