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学习韬奋的编辑工作经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
——学习韬奋的编辑工作经验
　　柳湜
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典范。今年7月24日是他逝世十八周年。韬奋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为编辑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韬奋有十六年编辑经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1926—1933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一个时期是从1935—1941年，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全民抗战》和1941年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
在前一个时期，他对“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出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不断地“向前进书报上求锁钥，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他亲身到了苏联，也到英、法、美、德等国看了一番。最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走向了革命。
在后一个时期，他自觉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明确地走上了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道路。
至于编辑经验，他从办《生活周刊》起就开始积累起来。这一时期，最为宝贵的经验是他善于从群众中去发现问题，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企图在编辑工作方面找一条新的道路。
他从“每天差不多用全个半天时间来看读者来信”中，接触了广大读者向他反映的各种各类问题。他常常工作到午夜，不知疲乏。一想到自己“和无数万读者的联系”，他就好像自己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好像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乃至感到无上荣幸”。他对群众发生了深厚感情，不知不觉地做了读者的知心朋友。自然，读者更信任他，把他当成了亲人，以至有人“把不敢对母亲说的话，也向他倾吐”了。
很自然地，他把和群众的关系在工作上固定下来：一是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读者来信，开辟了有名的《信箱》；二是由他“用全副精神”，直接回答读者的来信；三是建立接见读者制度，热情地亲自接见来访的人；四是代办读者委托事件，从代办书报，到代购衣料和鞋子，代聘律师等等。这些在刊物范围以外的事，他看作是读者信任他，为了朋友，也“义不容辞”。这种服务精神，自然很感动了人。群众支持了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最重要的还在编辑工作方面。他养成了时时、处处、事事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打算的作风。每一期刊物的内容，每一篇社论、专文，每一类文章的长短，语法的结构，版面的布置，图画，印刷，校对，出版日期和定价等等，无不为读者打算，总要尽可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和要求。
到了《大众生活》的时候，他找到办好一个刊物更为重要而且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了。那就是刊物找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群众走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同时，把刊物的对象大大扩大，使之面向千千万万的爱国群众，尤其是把对象重点放在当时对现实不满而对革命尚处中间状态的人，或对“救国有心，救国无门”的爱国青年。这在党还没有在大城市公开以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韬奋的经验一旦和伟大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步步前进，系统化，最后形成了一条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这是一个总的轮廓。
作为一个革命编辑者的品质，韬奋具备得很完全。他十几年坚持了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一心一意，专心专志，贯彻一生，鞠躬尽瘁［cuì］，死而后已。他对编辑工作从来是全面掌握，彻底了解并深入工作的各个环节，真可以说是专深专透。
以下谈十个问题。
一、组稿是在方针决定之后第一个具体环节，是已确定的轮廓计划具体化。在韬奋的经验
中，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战役。它的实质是党的政策主张和当前形势结合、和群众结合的过程。这一个环节要求深刻地掌握党的观点，把党的主张用群众能够接受的语言，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他总是呕尽心血，先在编辑部中反复酝酿，然后又召集他所信赖的几个好友进行座谈。参加的人有固定的几位，也有临时邀请客串的。这也是编委会。这个会上，彼此先交换情况，然后热烈地讨论一周宣传的主题。韬奋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思想，有什么想法，就提出什么。他唯一的要求，是理解得深透、具体。这样的讨论，常常明确了许多观点，彼此受益。每每讨论到主题明确的阶段，每期文章的题目就出来了。韬奋一直保持主动，他提出的结论，常常十分中肯。这是因为他比谁都准备得多，比谁更了解读者的情况。题目大致定下以后，就当场分配写文章的任务，谁写那一篇，另一篇约谁写适当。这样的编委会的特点，就是思想性强，讨论中心问题的本质方面多，讨论展得很开，无拘无束，纵情畅谈。会上实际上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集体领导一个刊物的作风。韬奋在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刊物，每一期的内容没有不经过集体讨论的，他写的社论也没有不征求别人意见的。这一个环节，他总抓得很紧、很准，不流于形式。
二、接着的一个环节是定稿。特点是保持主动，原则性坚定。定稿是指已写好的稿子在编辑部进行传阅、研究，最后确定用与不用。这包括编辑部自己写的和特约的稿子。韬奋从来没有把特约稿，看作是定稿；从作家取来的稿子不经研究就付排的事，从未有过。他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者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他坚决反对为了保持每期固定的页数，而随便拼凑稿子，不顾质量的那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反对只注意所谓主要文章，或名人的文章，而轻视其他的文章的片面性。他说：“读者的要求不一，有的喜欢这一部分，有的喜欢那一部分”。他说他自己看报纸、杂志，也是找自己要看的看。
他对每一期的文章，包括补白在内，决不轻轻放过。这一环节，一般在文字加工以前就算结束。但如遇时局变化需要发表另外的文章，或者新收到一篇精采的稿子，他会乐得“好像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即令已付排了，也不惜抽去一些稿子，换上新的稿子，宁肯花费双份排版费，也在所不惜。
三、韬奋对于文章有他的见解，有自己的风格。他的出发点也是为群众。他说：“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主张：“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juàn］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是为了“这样的文章给与读者的益处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部门的知识”。
他首先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说：“一篇小言论，只数百字，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的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他一生写的文章，大都是短篇。成本的著作，章节也分得很细，每节篇幅都短。他的言论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胡愈之曾为此作过研究，认为韬奋的文章主要特点是“只想要大家一般都看得懂，读得懂”，“说大众的话”，“不无病呻吟”，“不无的放矢”，“自然丰润富裕”，自成文风。
他主编的刊物反映了这种文风，不合这种文风的虽然也有，但到底是少数。篇幅太长的、欧化语气过重的、不易为读者读懂的文章，则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文章，在定稿后，必在编辑部作文字加工。他常说，“这才真是编辑工作”。一篇文章全段、整行、整句删去的事是常有的，完全改写或大大删节的事也有。最麻烦的是将长句子变为短句子，删去用得不恰当的形容词。至于改正笔误，校正引文、数目字和标点符号，则无不要求精细入微，是从来不放松一点的。
四、韬奋对刊物的内容和格式（形式）坚持统一的观点。他提倡创造精神，认为内容和格式都要表现其个性和特点。他说，“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刊物就没有“个性和特点”。他主编的刊物，正如他所说的，“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刊物的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
上海出版的《生活星期刊》，采用八开本，在编排上有所创造，就是编排的例子。《大众生活》是韬奋风格发展到高峰的例子。单就《大众生活》的封面说，它就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不仅它采取了套色照片，印得精美鲜明，为当时期刊所少见，而且它巧妙地配合了刊物的内容。这个刊物第六、七、八、九期连续报道“一二九”运动，封面前后内外四版用照片组合，报道了北平学生示威运动和各地响应的全貌。照片包括示威行列，战斗雄姿，警察射水，特务捉人，医院养伤，血衣短棒，令人感到亲历其境。照片是费了极大代价取得的，也是经过专家精选、修剪和巧妙编排的。这样的封面发挥了激动人心的政治作用。还有几张照片也值得一提，如用《国人皆曰可杀》的标题，把殷汝耕等照片在刊物上示众，把国民党中枢衮衮诸公悠闲静适的玉照和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岸耀武扬威的演习对照编排，也收到比文字更有力的宣传效果。用照片并不稀奇，这里表现不平常的是这些照片变成了利刃。
韬奋一贯在刊物上很恰当地利用插图，这也是他的风格的一种表现。插图有很多种类。时事必附地图，增强文字的效果。抗战以前的“国难地图”，抗战中的“战争发展图”，都曾驰誉一时。其他如“图画世界”、“时事漫画”、“社会漫画”，都受到读者最大欢迎。韬奋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设计、审稿、制版等过程的工作细节的。
五、主编深入印刷所也是一件突出事情。韬奋在《生活周刊》时就常常到印刷所去，在《生活日报》时更是“坐镇”印刷所。他看着工人排字、拼版、改版，直到版子铸好上机，发动机转动。后来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有时也还到印刷所看看。和一般人到印刷所单看校样不同，他去的目的是包括校正版样，检查各栏布置、标题字体、行列、图画和广告等等。常常要改变版样，甚至一改再改。如遇文字排得不匀，广告地位不够，或一行起头是一个标点符号等等，就必须减去或增加一些字，有时也有压缩几行文字或增加几行文字的事。这非主要编辑下厂就不易办好。要是工人不肯改，除另加排版费外，就只有自己动手。因此，他在编辑部中也学会了一些拼版、改版的技术。为什么他这样严格要求呢？他说：“我最怕读者接了这一本刊物，一翻开就感到头痛”。他要求给读者一个良好印象，“如同一个人的衣服穿得整齐一些一样”。
六、不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他在追记《生活周刊》时说：“校样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聚精会神，就和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他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gǔ］的，至少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他在后期虽然看校样少了，但出版后，他总要全部看一遍。如果没有或极少错字，他就笑容满面；否则，就愁眉不展。他办的刊物是错字很少的，严重的错误就没有发生过。
七、韬奋办的刊物从来没有脱过期。《全民抗战》从汉口迁重庆，他宁让编辑人员坐飞机，也决不使刊物脱期一天。他坐飞机到达重庆，当夜即到印刷所看校样。三日刊没有误期一天，大家都感到惊异。其实没有一点秘密，有决心，有充分准备，有负责的制度，就能办到。韬奋曾说，伦敦泰晤士报八十年没有脱过期，有一次报馆失火，也照常出报，人家能办得到，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他竟办到了。胡耐秋在回忆中指出，《全民抗战》迁渝后，每期要把纸型航寄汉口。纸型一定要交客运机方能当天到达。有一次，误交货运机，韬奋知道后，大为气愤，在办公室坐立不安，指责那位同事没有责任感。他说：“不知道读者是多么急切需要知道时局变化，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他们得到一本刊物是多么不容易。”责任感之深，见于言表，谁也为之感动。
八、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也是韬奋的一条好经验。韬奋一生办了那么多刊物，办了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分支店的生活书店。自己没有资金，也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投资，完全凭他善于“理财”的革命精神创造出来。据陈家荣的回忆，在《生活周刊》时，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因《生活周刊》揭发了他的贪污腐化，愿挪出十万元来投资，遭了韬奋严词拒绝。陈济棠、白崇禧也有过同样企图。到1939年和1940年，国民党中央也阴谋用投资消灭生活书店，均未得逞。虽然资金缺乏，他也没有向党求援，因为他知道，革命事业在当时只能依靠群众支持和自力更生，这不仅可以避免给敌人以口实，而且是办一切革命事业的根本路线。从《生活周刊》起，他就一直是以刊物养刊物，以刊物助书店发展，以书店支援刊物。一切精打细算，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生活星期刊》以后，编辑部从来不过四、五人。《生活日报》的编辑部也不过十多人，既要编报纸，还要编一个三万字的星期刊。人员少，主要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减低成本，是中心的一环。以《大众生活》为例，它的定价是三分，经过批发出去，打六或七扣，每本可收回一分八厘或二分一厘。当时，成本已压低到九厘左右（成本包括造货、工资、稿费和杂费），所以每一期还有九厘左右的利润，可以用它再生产和扩大事业。为了达到以刊物养刊物的目的，他在这方面，不知呕了多少心血。生活书店的积累正如韬奋所说，“是由全体同事在这十几年中流血汗，绞脑汁，劳瘁心力，忍饥耐寒，对于国内外读者竭诚服务的一片丹心赤诚凝结而成的”。韬奋的事业所以经得起打击，决不是偶然的。
九、他把读者来信不当作负担，而看作是自己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接近群众的手段。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这里，只谈他处理来信。读者每一封来信都经过他自己和编辑部同事细心阅读。来信要经过登记、分类。复信要先提要点，或由他“口授大意”，然后起草；起草后要经过指定的人审阅、修正，然后用特制的信笺，发下抄写，字要写得清楚；最后由他亲自签名发出。遇到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则请专家代复；专家代复了，仍要经过审阅；凡答得潦草的，还要再答过。对有怀疑的问题，他亲自找朋友求教。张友渔在回忆中就提到，韬奋在1941年，为了一个读者来信问关于苏联选举法，曾“不惮从九龙渡海到香港和我来商量”，很使他感动。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读者有连续来信商讨一个同样问题的，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一再解释，一直要使读者明白。碰到一个重大问题，读者接到回信后不再来信了，他也曾主动写信，问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他的复信稿，现在有极小一部分收到《韬奋文集》第一卷中。其他还有不少也有保留价值。
处理读者来信的同时，又从读者来信中搜集读者反映的问题和意见，辑成资料。刊物上许多文章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找出来的。
十、韬奋十分重视资料和档案工作，他的编辑部虽然说不上有完善的资料，但为了写文章而准备材料是很认真的。他个人和编辑部中的人，都保有一定的个人的资料，如金仲华就保有较完善的国际资料。
至于档案，只谈一件事。韬奋保有十多年读者的通讯处，的确做得出色。他把不知多少万人作出了卡片，装在特制的卡片橱内，层层排列，井井有条。读者地址变动，卡片上也随着改变。这一个卡片橱，对于生活书店说，是一个宝橱。它对书店的发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韬奋的经验自然不限于以上这一些，其他如对国民党长期的斗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原稿审查，反审查，反邮禁等等），在这里没有谈到。就是以上谈到的，由于我没有找到韬奋各个时期主编的全部刊物和著作，所以我也仅能谈到一些要点。韬奋的经验是十分生动丰富的，我以为要接受这一部分遗产，还要进一步研究韬奋的东西，并且最好根据他编的刊物，谈出他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些具体问题上，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许多细节，最后作出比较全面的总结。
附注：题目是韬奋常常对人说的一句话。
本文引语均见《韬奋文集》第一、二、三册，《韬奋的道路》（上海韬奋纪念馆编），《大众生活》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