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汪友泉
一
重商主义瓦解后，亚当·斯密接受了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论，竭力为自由竞争制度辩护。此后，自由放任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就一直占据上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集庸俗经济学大成的马歇尔，仍然抹煞经济危机的事实，认为自由竞争机构可以自动地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矛盾和困难。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冷酷事实，终于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无法坚持自由竞争能够保证社会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的论调，这就促使凯恩斯学派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爬上了统治地位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拥护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感到不能再像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奉行那种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国家干预经济予以全面的拒绝，因此就企图把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适当地结合起来。这样，从三十年代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流派。与自由放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限制垄断资本的活动，加强自由竞争，并解决竞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新自由主义者虽然主张对国家干预加以限制，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把这种干预引向有利于垄断资本。为了骗取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好感，他们表面上打着自由经济、反对垄断组织的旗帜，而实质上却是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但获得垄断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且也能蛊［gǔ］惑一部分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一批重要的新自由主义者，也都随风转舵，越来越向凯恩斯主义靠拢，妄图依赖国家干预或国民经济军事化来摆脱危机，维护垄断资本的巨额利润。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英国的伦敦学派，都在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只是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新自由主义没有得到什么发展的余地。
凯恩斯主义在战前的德国，也有一定的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等所提倡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凯恩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先驱。希特勒政府曾以大量的扩军备战支出来调节国家经济。凯恩斯和纳粹分子也曾热烈地唱和，沙赫特就曾说过：凯恩斯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诠释和辩解”。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德，由于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严格经济统制，以及一时尚无大量的军事支出，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发展的良好土壤，并对西德的财政、经济政策有着实际的影响。不久，随着纳粹军国主义的复活，凯恩斯主义在西德又开始泛滥起来了。
二
西德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福雷堡学派，它是由欧根、罗斯托夫、贝姆等人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学派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生影响。从1948年起，他们创办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刊物——《经济及社会制度年鉴》，（简称《奥尔多文集》）。因此，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又有“奥尔多”之称。
福雷堡学派的“理论”首领、福雷堡大学已故教授欧根，虚构了一套“经济的理想典型”学说，为新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欧根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当克服在研究经济现象时的理论抽象法与历史分析法分离的缺点。他提出决定经济性质的不是所有制形式而是管理的性质——集中管理或分散管理。他捏造出与一定历史条件和时代无关的两种基本的“经济的理想典型”，即“中央管理经济”和“自由或市场经济”，前者系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后者则通过市场价格机构的自动调节作用来影响经济。欧根不问生产关系的性质，荒谬地把奴隶占有制经济、封建采邑制度、希特勒德国的军国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都归属为“中央管理经济”，同时把一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列为“自由或市场经济”。欧根这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类方法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首先，他借这种仅从外部组织形式的分类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的类型；其次，他把希特勒德国的军国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想借此把德国劳动人民对纳粹主义的仇恨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身上。欧根既然认为历史上一切经济类型都不过是这两种“理想典型”的不同组合，于是他就能在评价这两种“理想典型”时玩弄手法。他可以借对“中央管理经济”的批评来诽谤社会主义，同时又在赞扬“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替现代资本主义辩护。
三
西德新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可以概括成为“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两方面。
所谓“积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所谓“奥尔多”），它可以归纳为三方面：（1）保障财产的私有制度，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2）维持自由竞争制度，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价格、生产结构、收入的分配和资源的配合等；（3）规定国家干预，平均财富，稳定经济等政府政策的范围和方式，使之能与市场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相适合。
穆勒—阿尔玛克在《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把福雷堡学派的这种“理想”制度定名为“社会市场经济”，认为它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有‘社会化’明确方向的市场经济”。他们抬出“社会”这个漂亮招牌，假意标榜如果能实现高度的自由竞争和执行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财政政策，“市场经济”就具有“社会”的性质了。西德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还提出了“发展和利润的社会化”和“人人幸福”等口号，同时又抄袭了美国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论”，宣传“社会合作制”和“人民股票”等。
新自由主义者以反对垄断组织相标榜，但是，他们所提倡的“社会市场经济”，却以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维护自由竞争等为其内容，这就恰恰为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加强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竞争和垄断统治对立起来，认为维护自由竞争就能削弱垄断统治。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证明：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生产的积聚，而这种积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引起垄断。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也表明：垄断同竞争是统一的，同时又是矛盾的，在彼此矛盾的基础上互相渗透；“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①
事实上，西德在实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后，垄断资本已日趋集中化。在1938年，德国的十九家大垄断组织还只控制了全部股票资本的50％，而在1960年西德资本的集中程度已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十七家大垄断组织就控制了全部股票资本的80％。资本的集中又导致了生产或销售的集中，例如1958年，克虏伯、蒂森等十家康采恩控制钢铁工业生产的94％，五家康采恩控制了石油生产的95．3％，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约控制了电气工业销售额的40％，艾哈德的后台老板法本康采恩几乎控制了西德化学产品销售额的二分之一。
新自由主义者虽然以不主张过多的国家干预为幌子，但是他们却认为在维护自由竞争、保持经济稳定、平均收入分配方面，国家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必要的。实际上，这就是说，政府（垄断组织控制下的政府）在进行任何干预时，都要以垄断资本的利益为转移。在反危机措施方面，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与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十分类似。他们也主张以降低利率的货币信贷政策和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来影响社会需求，也就是用国库收入和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进一步养肥垄断资本家和压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者最富于蛊惑性宣传的，莫过于主张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平均国民收入的分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分配情况，必然会导致收入的不平均分配，想以税收政策来平均国民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
1951年到1959年，西德垄断资本由于享受减税和免税的各种优惠而获得的收入，估计已超过六百亿马克。1961年，波恩政府向劳动人民所榨取的各种赋税共有四百亿马克，占联邦全部税收的70％，但同年向军火康采恩及大企业家所征收的所谓“所得税”却只占全部税收的7％。今年1月，阿登纳政府又把垄断企业的纳税较1961年减少了4．1％，同时却把工资所得税增加了25％。这里，不难看出西德新自由主义者的税收政策的劫贫济富的本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真面目，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在他们所主张的“消极任务”中列举了所反对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它们露骨地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泄了对工人阶级的仇恨。为了配合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积极任务，首先，他们反对“中央计划化”和全面的国家干预。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将会削减消费者的利益、阻碍资源的合理分配、影响私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欧根指出：计划当局总会把群众的消费利益屈从于寡头统治。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价格问题时，他认为由于缺少像竞争市场中的精确核算和损益计较，“中央管理经济”（这里显然是专指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不断地处在不平衡中和缺乏工作效率。在《通过竞争的繁荣》一书的序言中，艾哈德在吹嘘“社会市场经济”所造成的
“奇迹”后，露骨地说出了他的真实的企图：“我的国家的胜利复兴，对于仍在怀疑观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事实的明证，即只有坚决地拒绝任何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教条和坚持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才能达到高度的繁荣和真正的安全。”②
其次，在反对垄断统治的幌子下，新自由主义者从后门引进了有利于垄断组织的国家干预。他们的论据是：自由竞争是理想的经济状态，但是由于垄断组织的对抗，自由竞争就不能经常实现；这种对抗是可以借助于国家力量来克服，而自由竞争也能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获得恢复。欧根主张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来刺激企业间的竞争，他还荒谬地宣称可以造成一种环境，迫使垄断组织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活动。在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和垄断组织作“斗争”的具体措施上，也暴露出他们的本意决不是真正反对垄断组织。欧根认为主要的办法在于阻止新的垄断组织的出现。他反对解散垄断联合组织、特别是卡特尔，主张把对垄断组织的“监督”降至最低限度。这就难怪西德在通过反卡特尔法后，垄断资本的集中程度反而有增无已。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却把“反垄断组织”的全部火力集中到两种他们所捏造的“垄断组织”身上。其一，和英美的反动经济学家一样，他们把工会当作是和“社会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垄断组织”，而把资本主义的真正垄断组织看作是为防御工人垄断组织的侵犯而成立的最软弱无害的垄断组织。其二，新自由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所不包的垄断组织等同起来，荒谬地说前者是“超垄断组织”，阴谋利用劳动人民仇视垄断组织的心理来贬低社会主义的威信。
最后，为了维护他们的“自由竞争”和“市场机构”，西德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对于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提出的“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等措施也力加反对。他们认为危机和失业来源于经济体系内部的不平衡，可以通过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去进行调整。他们竭力反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措施，如食物津贴、房租津贴、最低工资立法等，他们认为这种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帮助将会扰乱市场的合理分配。艾哈德还认为对于“福利国家”的盲目信任将会带来灾难，最后可能造成的将“不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③。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四
新自由主义最初本想独树一帜而与凯恩斯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分庭抗礼。它所容许的国家干预，原只是以保证自由竞争的顺利进行为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次数频繁和日趋深化，新自由主义者就愈来愈要乞援于凯恩斯分子稳定社会总需求量的“调节经济”策略，也就是扩军备战的“万应灵药”。
西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想表示自己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所区别，无不假装反对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严格的经济调节。尤其巧合的是，西德从1950年起，由于一些暂时性的特殊因素，工业生产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同时在战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因为波茨坦协定的关系，军事开支对于它的经济没有起多大作用，这就为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市场经济”能够创造“繁荣”的谎言提供了宣传资本。但是，从1957年起，西德经济的恢复和资本更新的高潮已成过去，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与前一年比较）已由1950年的23．8％下降到1958年的3．1％。1960年虽然略有恢复而为10．5％，但1961年又下降到6．1％。更值得注意的是，钢铁的绝对产量已经开始下降，1961年与1960年相比，钢减少了六十万吨，铁减少了三百三十万吨。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的争夺中，西德所控制的“共同市场”又遇到英国所操纵的“自由贸易联盟”的强烈对抗，以及美国为了转嫁危机而加强出口的竞争。西德的垄断资本家眼看经济情况开始恶化，“社会市场经济”终究不能扭转客观发展趋势，所谓“奇迹”就要变成“灾难性的实业衰退”。在此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觅出路，想出了要求政府增加国内的军事定货的办法。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也跟着叫嚷要作到军火“自给自足”。艾哈德更提出了欧洲军备“清算所”的建议，企图包揽欧洲的军火生产。由于扩军备战的加强，1962年度新预算中的直接军费将从1961年度的一百一十二亿马克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亿马克，占全部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据估计，波恩的直接和间接军事开支将远远超过此数而达三百亿马克之多。
纳粹二号头子戈林曾经提出“大炮或黄油”的口号。后来一批军国主义的经济学家利用凯恩斯的“乘数论”，认为在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前，政府军事开支的增加可以增加民用消费资料的生产。因此，他们就鼓吹“大炮和黄油”二者可以得兼。艾哈德不顾国内劳动人民的沉重军费负担，竟狂妄地宣布了“导弹和黄油”政策。但是，事实上，“乘数论”只是替大量军事开支作辩护的骗人说法，沉重的军费负担即使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导致赋税的增加、物价的飞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西德自1958年后，随着工业生产增长率的下降、设备利用率的减低和失业人数的增加，钢铁工业设备利用率已被限制在70％—80％之间。采煤业在1960和1961两年中，共关闭了八十五个矿井和六个炼焦厂，并在1961年一年中就裁减了二万五千名工人。照理，这正是“导弹和黄油”兼而有之的大好时机。但是，艾哈德在1958年的广播演说中，就已号召劳动人民为军备而牺牲物质享受；在1961年向联邦议会所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又再次要求西德人民“作出符合严重形势需要的牺牲”。“导弹和黄油”又变为“导弹或黄油”了。至此，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已宣告彻底破产，它不但已经完全与凯恩斯主义同流合污，并且还返回到纳粹的军国主义经济道路上去了。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58页。
②艾哈德：《通过竞争的繁荣》，1959年伦敦版，第7页。
③艾哈德：《通过竞争的繁荣》，1959年伦敦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