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政府改组及其经济背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南斯拉夫政府改组及其经济背景
廖清
今年5月底，南斯拉夫政府的某些机构和它们的职能有了一些改变。对外贸易国务秘书处代替了原来的对外贸易委员会；商业国务秘书处代替了商品流通国务秘书处；预算和一般管理秘书处代替了一般管理秘书处。此外还设了三个有关经济方面的委员会。
紧接着，在6月中旬，《共产主义者周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反常现象”给盟员的信。最近，7月22—23日，南盟又举行了四中全会。会议的唯一议题也还是经济问题。这是中央委员会在约六个月的时间中就经济问题召开的第三次会。铁托5月6日在斯普利特向群众发表演说时，也着重谈到了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
显然，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不寻常的风浪。而其严重程度可以从总统、政府和南盟中央都一齐动员来处理经济问题这一点上看出来。爱·卡德尔5月底在向南斯拉夫议会作报告时说，政府改组是为了“克服我们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是为了“克服在经济实践和经济政策、预算、计划等方面造成和加深经济困难的那些主观错误和漏洞”。他说，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在去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暴露出来了”。南盟中央在给盟员的信中则承认，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物质生产的增长减慢了，支付赤字增加了，物价上涨了”。而“所有这些使得经济局势变得严重了”。托多罗维奇则早在4月间就承认南斯拉夫经济“正经历着严重的困难”。铁托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斥责说，在向会议“提出的报告中找不到对我们如何摆脱目前困难问题的答案”。
困难的确有，而且很严重。但究竟困难怎样，铁托同他的伙伴们却不肯具体讲出来。这只有用南斯拉夫报上所透露出的一鳞半爪的材料来加以补充。
南斯拉夫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早在去年就已开始大幅度下降。按南斯拉夫自己公布的材料，1961年工业生产只“增长”了7％，大大低于这以前的增长数字。今年头五个月，则只“增长”了4％。其中有些重要的工业部已开始减产。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机器工业部门的生产下降了5％，建筑材料下降了18％。今年头两个月的煤产量也下降了2％，食品工业下降5％，烟煤工业下降22％。谈到南斯拉夫的工业生产的“增长”时，还须就其中的奥妙交代一笔。那就是，南斯拉夫的机器工业大都是购买西方国家的许可证，按照别人的设计，并进口外国的零件来装配，而不是生产机器的。这些装配厂优先取得国家外汇来进口部件，装配后就高价出售获取巨额利润来“独立分配”。所以它们在南斯拉夫享有“从属于外国的特种商业”的称号。比如，南斯拉夫造的船上有33％—70％的设备是进口的，小汽车上的进口零件有的竟达三分之二。生产收音机和电视机连外壳也有的是进口的。还有，自从1950年以来，南斯拉夫的工业的建立是同美国和其它西欧国家借给它的约四十亿美元分不开的。单是去年因进行一连串的“分散管理”的改革，美国和西方国家就给了南斯拉夫近五亿美元的贷款。南斯拉夫的统治者们在炫耀他们的“工业增长”的数字时，他们自然是了解这一背景的。
为什么工业生产会停滞或下降，也可从南斯拉夫的报刊上找到一些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工业产品没有销路已不是什么秘密。据统计，南斯拉夫1961年工业产品的积压比1960年增加了20％，而今年头五个月的积压总额又比去年多了22．3％。在贝尔格莱德市，今年第一季度工业产品的库存增加了46％。《战斗报》4月间透露，南斯拉夫许多企业的设备只利用10—15％。《联邦公报》也说，去年，因产品没有销路而倒闭的企业有六百一十八家，今年头五个月又有二百五十九家工厂由于同样原因而关门大吉。而据铁托在一个月以前说：“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明天就不得不关闭的企业，因为它们生产过剩，没有销路”。铁托把企业倒闭的原因说成是“投资过分”，“谁都想建立自己所要的”工厂。但这话恐怕只说出了一部分原因。还可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南斯拉夫的近六百个进出口企业“只要价钱便宜”就“什么都进口”，而且“过多地进口国内出产的商品”。正是这些进口货抢去了本国工业品的市场。南斯拉夫的进出口企业在进口货物时是根本不考虑本国工业的市场的。只需指出交通运输设备的生产和进口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南斯拉夫有十六家有轨车辆制造厂，但1961年国家用于交通设备的开支中，竟然没有一个第纳尔（南币）是用来购买本国产品的。
南斯拉夫的农业近两年来都在减产。1961年农业较上一年减产6％。而今年据报道也没有什么增产的希望。南斯拉夫农林国务秘书长科马尔7月24日在南盟四中全会上说，1957—1961年间农业总产量增加了47％，但他同时又说：“农业生产在过去数年中都减产了”。这话真叫人难以捉摸。就以南斯拉夫官方公布的数字来说，农业生产至今也未达到战前水平，每年平均要进口80—100万吨粮食来糊口。据南斯拉夫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米尼奇在同一会议上说，今后还必须进口更多的粮食，在南斯拉夫农村，自从十年前解散农业合作社以来，一直是沿着铁托的“独特道路”来对农业进行“改造”的。时至今日，据南斯拉夫报刊披露，“土地大拍卖”正在风行。而且“土地供应量大大超过需求”。约有10％的农户参加土地买卖。在主要产粮区伏伊伏丁那，有33％的农户发生租佃关系。在那里，占有八公顷以上土地的富农已占总户数10．4％，而他们拥有的土地却为当地总耕地的30％。
南斯拉夫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也从统治人物的口中流露出来了一些。用铁托的话来说，就是“有很大的支付赤字”，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此，在最近召开的南盟四中全会的结论中认为：“1962年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增加出口”并“尽可能节制进口的必要性”。
自从去年南斯拉夫实行外贸外汇改革以来，对外汇的行政监督被取消了，各个企业可以自由拥有外汇和进口商品。于是，当年南斯拉夫的输入就增加了9％，而输出却下降了2％。这使外贸逆差高达一千零三十五亿第纳尔，比1960年增加了32％，创历史上外贸逆差的顶峰。今年头六个月，南斯拉夫外贸逆差已高达四百四十五亿第纳尔，比去年同期又多了14．4％。南斯拉夫的外贸企业在“独特道路”的指引下，为了大量赚钱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外贸系统的平均工资在各部门中属于最高工资之列），竟不惜同本国公司在国外市场展开角逐，互相抢市场。今年初，泰国曾向南斯拉夫的萨拉耶沃一家企业购买六百五十节火车皮。而贝尔格莱德某企业得悉后，就跑去对泰国商人说，萨拉耶沃的设备如何原始，根本负担不了这笔订货。结果这笔买卖就被贝尔格莱德公司抢过去了。
在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的物价和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图景又是如何呢？还是由铁托和他的伙伴们自己来描绘吧：铁托5月6日在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说：“我们不仅感到，而且看到一些产品在涨价，许多产品的价格经常在上涨”。“只要一些产品缺少，就立即涨价。照我看，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那样机警”。这真是活生生一幅资本主义社会的景况。托多罗维奇4月间也说过，外贸方面“支付赤字的增加”“导致了价格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市场波动和其他形式的经济不稳定”。《政治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多数经济部门”“仍旧在通过高价”“来增加收入”。“物价高昂使产品的销售在国内外市场上缓慢下来，使存货堆积”并“造成实际工资的下降”。“头五个月商品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24％”。据南斯拉夫报刊透露，今年5月份南斯拉夫工业品零售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农产品上涨了30％。人民生活费用在直线上升，同1961年相比，今年1月份提高了8％；2月份提高10％；3月份提高12％；4和5月份各提高15％。铁托在5月间也曾说，“大多数人”都是“工资低微”。
从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宣布它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以来，南斯拉夫的显贵们和报刊无日不在宣扬那条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对于今天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源，他们也根本无意向这条“独特道路”中去寻找。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从来都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国家统一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视为“国家官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加以攻击。在他们的纲领中说“国家官僚主义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最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危险”，而“从经济关系的范畴来说，国家消亡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国家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这个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机构”和“工人委员会”“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适合的社会经济工具”。1961年在南斯拉夫实行的所谓“第三次革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这面大旗下进行的。它的内容是，取消对外贸易中的行政监督；要“分散管理”，“进一步扩大市场规律在一切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并“通过自由价格”来“自动地分配社会产品”。在分配方面各企业“独立分配纯收入”。就是说谁赚钱多谁就拿得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物质方面刺激“劳动集体”去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为了实行这些改革，还从各资本主义国家讨得了近五亿美元的外债。曾几何时，在“第三次革命”后刚刚一年，铁托等统治者们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事情已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铁托也不得不出来“自我批评”一番以安抚他一再自认的“人民的不满”。铁托虽然“大胆地”向人民透露了工资差距“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个人发财”情况极为严重，物价连续上涨，“洋葱今天比黄金还贵”、“劳动者工资低微”、“国债近十亿美元”、“外贸赤字很大”且在“继续增大”和“官僚主义严重”，“地方性封闭现象”，“出现了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但他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首先在于组织工作差”。所以铁托为消除这些“反常现象”开出的药方看来也是难以奏效的，或者顶多只能起一时的止痛作用。铁托仍然坚认“社会自治”“分散管理”“独立经营”和“独立分配收入”“价格通过市场自形成”等等以及名曰“工人管理”的“直接民主”“是我们唯一的救星”。因此，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委员会”该不是多余的。
南斯拉夫的企业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分配纯收入”，并且自订商品价格。在这整个过程中，工人们实际上都无权过问，但企业的经理们却可借“工人委员会”的旗帜专断一切。据铁托透露的材料计算：在一个企业里分红时，经理所分红数目竟比工人高八十倍。“工资差距达二十倍”。而这仅仅是他们收入差距的表现之一。如果加上经理人员的各种奖金、福利、出差费等等，那么，工人与企业领导人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大得多。在列瓦沃电子电气安装厂，去年第一季度结束时，经理通过奖金、分红拿了十万零二千第纳尔，财务经理拿了九万三千，工人中有的只拿到二百至三百第纳尔，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五百多倍。至于享有“最直接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工厂的司机提莫提耶维奇说得好：“我曾当过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我们大家只是普通的表决机器”。
铁托现在仍然把这种“工人委员会”作为他们对付当前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唯一的救星”。铁托和他的同伙们最近都一致发誓决不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铁托在7月22—23日的南盟四中全会上说，目前的困难是由于对“分散管理的不正确理解”，但他并未指出怎样才是“正确理解”。兰科维奇也责备：“国外的某些人士”“急忙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执行委员会的过问说成是离开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和作用。”南盟中央委员维迪奇表示，他不能同意“某些外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如下的说法：“无论在经济和党的作用方面都应当恢复行政集中制”。他埋怨说：“他们有些人希望修改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而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的实际措施的确意味着已经修改”。卡德尔则早在5月28日向议会作的报告中就说得斩钉截铁：“出现了我们将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的各种猜测。首先，即使我们这里有人想向后退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自治的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不可侵犯的基础”。他说“根本不存在前进或后退的问题，自治制度没有发生问题”，“应该放弃关于我们是前进还是后退的空洞议论”。他表示还应“从各方面去完善和补充”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人们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南斯拉夫当今的统治者们不仅不会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还要尽力修补它。而这样做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南斯拉夫将更进一步成为“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使西方更进一步“把南斯拉夫拉回到西方经济世界中”和“西方政治世界中来”（《华尔街日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