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建议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三条建议
本报记者　莎荫　孔诚
中共山西万荣县县委书记阎广洪，听完王亚庄公社党委书记姚孝贤在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后，心里挺满意。由于这些干部虚心地听取老农的意见，看来，今年夏收工作的安排没啥问题了。他决定把这个公社对夏收工作的部署，给县委写个报告。
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第二天，他同公社干部研究写这份报告时，发现这个公社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劳动力安排中，没有规划管理棉田的人；另一个是打麦超过定额，奖给粮食，有些不妥当。第一个问题，他前些时在贾村公社工作时，也曾发现过；在那里，他向公社提出过建议，希望安排些劳力管棉田，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根据贾村公社的情况，他向姚孝贤和公社主任邓国珍说：“夏收期间，劳力最好分成三支队伍：一支队伍割麦运麦，一支队伍打场，一支队伍管理棉田。”姚孝贤听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这里的干部是一遭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啦！去年各生产队因为把劳力分散了，偏偏又碰了场连阴雨，麦子发了霉。今年哩，大家怕再出那个差错呀！”姚孝贤说这话本来也对，可是，阎广洪听了多少有点意见。他想：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问题总得全面些，光知道收麦，将来荒了棉田，那损失不也是一样大吗？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不过，还要把问题说透，下边才能接受。于是说：“光顾麦子不行吧，地里放上一大片棉花没人管，打完场，棉花就来不及管理了。”姚孝贤这才明白了阎广洪的意思，知道他不了解王亚庄公社的情形，就说：“咱这公社，麦多棉花少，这几天紧赶了一下，棉花都过了关，也定了苗，收麦时，棉花地里正好没事哩！”听到这里，阎广洪才感到自己提出的意见，是以贾村的情况为依据的。贾村公社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棉田，都还没有定苗，当然要有一批人管，可这里就不同了。他知道自己的建议不合适，就赶快打退堂鼓，说：“要是这样，那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怎样做好，请各地研究
但是，在打麦奖励问题上，阎广洪和公社几个干部的看法就相离很远了。公社的干部说，这事经过大队和小队干部讨论，都同意这么办。因为大家算过了一笔大账：去年相庄大队因为打得慢，碰上雨，万把斤小麦烂在场地里；今年预算支出奖励粮不过一千斤左右，花一千斤粮，争取把麦子及时地打下来入库，那要合算得多。阎广洪把打场的劳动报酬规定摸清楚以后，总觉得这里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考虑得不周到：一个是打麦活儿重，工分本来就高，工分多，粮食也给得多，再奖粮食，就不尽合理；另一个是，打麦时候也是夏播紧张的时候，要是场上农活的报酬比田间活儿高得太多，那就会把在地里干活的人拉回来，结果就会顾这头，丢了那头。因此，他又提了个建议：打麦活儿可以奖励，但要降低标准，并且把奖励粮改为只奖工分。姚孝贤和邓国珍一听，感到阎广洪说影响夏播的话有道理，可是，说奖励过头就不合适了。因为打麦工分高是因为活重，其中并不包括超额部分，如果社员每天打麦超定额，多劳应该多得；再说社员也都同意奖粮。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大半天，最后只同意把超任务多打一百斤麦奖粮一斤改为奖半斤，不同意只奖工分。阎广洪见他们实在不想改，就算了算各生产队的粮食账，发现奖粮也不会影响粮食分配，也就没再说什么。不过他知道，全县各公社的产粮情况并不是都和王亚庄公社一样，如果把王亚庄公社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推荐给全县，那就会出问题，所以他在给县委的报告中，特别加了这么一句话：打麦超额，奖励粮食好，还是奖励工分好？请各地研究。
比说了还清楚
下午，阎广洪把报告送出以后，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了这么一桩事：王亚庄公社夏收安排虽然比较扎实、细致，可是，夏收中应该进行的思想教育工作却抓得不够。他和几个公社干部谈论这个问题，大家都说：今年生活安排得好，自留地也种得好，小麦虽然七灾八难，也凑合着赶上去年；只要有人巡田看场就行了。公社的领导干部说：这工作年年如此，不说大家也会干得很好。阎广洪从他们的谈话中感到，这显然是麻痹情绪。当时很想批评他们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这种事，批评不如实地帮助他们认识问题更好些。当时，姚孝贤正要到乌停大队去，阎广洪知道乌停大队一直是注意社员思想教育工作的地方，正好和他们一起去研究些问题，于是就约邓国珍也一同去。
晚上，乌停大队唱戏，阎广洪原来的打算只好暂时搁下，同大家一起去看戏。第二天早晨，大队干部向他们汇报夏收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始，姚孝贤和邓国珍以为，叫乌停大队汇报思想工作，保险满意。不想，队干部没说了一半，两个人就沉不住气了。原来，就在这个一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大队里，有很多干部对夏收中的思想工作没有安排。有的说：“旧皇历看不得啦，出不了啥毛病！”虽然这个大队党支部早些时候也有意地抓了一下思想工作，可是，工作不深不透，问题没有解决。姚孝贤和邓国珍听到这里，发现自己的工作中有漏洞。两人背着阎广洪咬了一阵耳朵，一个留下继续了解情况，一个骑着车子一溜烟跑回公社，同各生产队商量展开夏收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去了。
阎广洪在王亚庄公社呆了三天，三天中间，他向公社干部们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因为和公社的实际情形有距离，公社没执行，他也没坚持；第二条，因为看法不一样，只采用了一半；第三条，他没说什么具体意见，不过公社干部觉得比说了还清楚，很快就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