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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洋溢着政论热情的小说——读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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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2-08-12
第5版()
专栏:

一本洋溢着政论热情的小说
——读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李希凡
对于现实生活的高度政治热情、高度政治敏感,是一个革命作家的优良品质。高尔基晚年写作的那些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政论,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鲁迅几乎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政论性杂文的写作,他独创地发展了杂文的思想艺术,使它成了黑暗中国在文化战线上向统治者进行战斗的最有力的武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人民的爱和憎。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革命作家都像高尔基和鲁迅这样,必须用政论和杂文来参加现实生活的斗争,但是,只要是有革命责任感的作家,就不会对现实生活的尖锐问题表示沉默,他们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解答。最近读了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有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
柯切托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生疏,他的《茹尔宾一家》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影片《大家庭》,都是我国的读者和观众非常喜爱的作品。《茹尔宾一家》,是以一个血统的工人家庭为故事发展中心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突出地塑造了几代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尔绍夫兄弟》的故事情节,仍然是围绕着一个血统工人家庭——叶尔绍夫一家而展开的。这部小说渗透着强烈的政论性的内容。据译者介绍:小说的“写作年代是1956至1957年,也就是说,与书中事件展开的时期差不多是平行的”。能够运用长篇的形式这样迅速及时而又深刻有力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斗争,在文艺创作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仅仅从这样一个特点,就足以看出,作家的政治热情、政治敏感和他的创作的血肉关系了。
小说写作的年代和小说故事情节所反映的年代,正是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前后,国际上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逆流。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大肆制造反共谰言,煽动反革命叛乱,一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用所谓“西方文明”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一小撮骗子、流氓、叛徒、野心家、社会败类也趁机活动起来,他们诽谤苏维埃政权,攻击社会主义生活,耍手段、行诈骗,制造纠纷,阻碍和破坏苏联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猖獗的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公开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散布怀疑十月革命,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竭力使人民、使劳动者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对革命斗争的伟大目标丧失信心,最后放弃革命事业,停止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的,这一切,在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波澜,“披着各种不同的外衣从国外渗透进来的资产阶级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生存的土壤”。然而,伟大的苏联人民、伟大的工人阶级,绝不允许历史倒退,也绝不能容忍阻挡历史进程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于是,一场紧张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展开了!在小说里,它们几乎影响到每一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
老布尔什维克们,正直的工人们为维护社会主义建设而和一个由阴谋家、骗子、叛徒组成的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正直的观众、革命的艺术家为了捍卫文学艺术的革命内容、党性原则,而和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败类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共青团员们为了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而和数典忘祖的蜕化分子展开着热烈的争辩……总之,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在小说里都得到了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从内容上讲,它们固然是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里,揭示人物心灵世界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从艺术上讲,它也给这本叙事性的小说,带来了热情洋溢的政论色彩。广泛的生活概括,鲜明的形象创造,融合着雄辩的议论,真实的揭露,辛辣的抨击,显得非常谐和一致。
在小说里,站在斗争尖端的,是叶尔绍夫“家族”。作者把“叶尔绍夫兄弟”安置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冲突的中心,是意味深长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位一向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作家,是把自己的创作植根在当代社会的中坚——工人阶级的生活土壤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映小说中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冲突的。
叶尔绍夫一家,是光荣的血统工人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不仅是“世袭的”钢铁工人,也不仅曾经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贡献过自己的血肉和力量,而且是现在、未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活的体现者,他们的意志、愿望、信心和光荣的传统,渗透在苏维埃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甚至使得那些败类、骗子、阴谋家,每走一步都不能不感到这个叶尔绍夫家族的“压力”。阴谋家阿尔连采夫就充满愤慨地对托马舒克说过:“……那些叶尔绍夫所掀起的波浪还变成许许多多同心圆扩散到表面上似乎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比方说,是什么在美术展览会上轰动一时?是札拉柯夫画的人像。为什么?因为画的是叶尔绍夫,就是轧钢车间的那一个。挡住您去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阿列克萨辛的剧本。这个剧本表现的是谁?奥库?夫一家。这不过是叶尔绍夫一家的别名。主人公是谁?老奥库?夫,也就是老叶尔绍夫,叶尔绍夫这一家的头儿。”
阿尔连采夫的“敏感”是正确的,他们如果胆敢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叶尔绍夫”就是能置他们于死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作者突出地创造了叶尔绍夫一家的英雄形象。古良也夫活现在舞台上的老奥库?夫(即老叶尔绍夫),为了保卫祖国,坚贞不屈地死在德寇的枪下,他的光辉的形象照耀着他整个“家族”的生活道路。他的前方作战的儿孙——依格纳特和两个长着大额头的孙子,都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现在在建设中坚守岗位的剧院经理雅柯夫,轧钢技师季米特里,一个是吃了希特勒匪徒三颗子弹,一个是被希特勒匪徒在脸上留下“一道从左鬓角划过脸颊一直到上嘴唇的大伤疤”。“叶尔绍夫”,在这个家族的心目里,就意味着英勇不屈,所以当斯捷潘说出自己在德寇面前胆怯投降时,季米特里的第一个谴责就是,你“不是叶尔绍夫”!看看小说里所描述的“家族审判会”的情节,人们会从那坦露的精神世界里,充分地了解叶尔绍夫一家的同仇敌忾[kài]的钢铁性格。在战争中贡献了生命和鲜血的叶尔绍夫,现在又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矗立在全州画展上激动人心的钢铁工人的巨像,是苏维埃工人阶级雄强力量的典型概括,也是小说主人公季米特里·叶尔绍夫坚毅品质的活的写照。
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断面里,战斗是发生在更为曲折、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战线上,但是,在战争中捍卫了祖国的叶尔绍夫家族,也必然会成为捍卫光荣传统、美好未来的突击手。在这场斗争中,叶尔绍夫一家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人物一起,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理想。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作者也塑造了几个非常突出的人物形象,像名演员古良也夫、女工程师伊斯克拉、大学生卡芭等。
热情、幽默、具有革命艺术家责任感的古良也夫,是老一代苏联文艺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庸俗的资产阶级思想艺术的侵蚀,曾经给他的表演生活造成过短暂的痛苦,但是,当他从叶尔绍夫一家的生活命运里汲取了力量以后,立即复活了艺术青春,他懂得了用什么才能捍卫工人阶级的文艺方向。他和托马舒克的冲突,实际上是反映了工人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伊斯克拉,是苏维埃制度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不甘心过那种优裕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自豪地战斗在熔铁炉旁,而且和一切阻碍生活前进的卑劣阴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这是一个新型的苏联知识妇女。她和她作画家的丈夫卡扎柯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很值得人们体味的。
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女儿,大学生卡芭,是更年轻的一代。作者在这个活跃、坦率的性格里,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方面的品质。她的生活、理想以至于那些充满了稚气的执拗,都生动地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怎样在这个可靠的接班人的形象、性格里生根开花。她正在紧跟着父亲的步伐走向生活,“要担负起把父辈的事业进行到底的责任”。她的形象、性格已经证实了她的誓言“不仅他们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也是布尔什维克”。
正是通过这些优秀人物的自觉的斗争生活,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苏维埃社会的不可摧毁的先进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些优秀人物捍卫着、体现着布尔什维克革命传统的形象和性格,清晰地映照出生活激流重新翻腾起来的沉淀的渣滓——一小撮反面人物兴风作浪的丑恶嘴脸。作者怀着强烈的憎恨,真实而深刻地解剖了这批人物的卑劣灵魂。其中有假发明家、苏维埃制度的诽谤者克鲁季里契,叛徒沃罗别内,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言人托马舒克,特别突出的是这个败类集团的首脑人物——损人利己的野心家阿尔连采夫。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灵魂。作者能够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里,发掘出这种野心家的真实性格,这不仅显示了作家的高度的政治敏感,也更鲜明地表现了这部政论性作品的深刻的党性。这个野心家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揭露沃罗别内这样的叛徒,是容易的,因为仅仅为德寇服务这个事实,就使他不可能再得到人民的信任;拆穿克鲁季里契那种诽谤者的骗局,也并不困难,因为生活本身所写出的光采篇章,就足以使他孤立;但是,想一下子就逮住阿尔连采夫这种野心家的手腕,却不那么简单!
在自然界,有一些带着伪装色的爬虫,并不都是蹲伏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它们也会在阳光普照的大地寻找适应生存的温度和土壤,延续、繁殖自己的生命。人们所以不容易发觉它们,是因为它们有着适应环境的伪装色。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类的爬虫,是要失掉生存的土壤的,但是,毕竟由于这还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阶段,铲除爬虫,是需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解决的,如果人们不能提高警惕,变色的爬虫还是可以在普照阳光的大地兴风作浪,甚至还能变成“一尾大鱼”,严重地阻碍历史的进程。
阿尔连采夫就是一条企图变成大鱼的爬虫——他较之契呵夫笔下的那条变色龙,要复杂而恶毒得多。正直的人们,有时也会在他面前,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这不是一个“忠实”于苏维埃制度的人吗?他的履历上曾经写过不少光荣的称号: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而且在卫国战争中间两次流血负伤,“当红军转入反攻,收复了失地,越过苏联国境线把战事推向国外时,阿尔连采夫已经是前线司令部里的一位挂满勋章的中校了”。然而,阿尔连采夫这样一条新的变色龙,所以令人战栗,就在于他擅长把恶毒的灵魂长期潜伏在那有保护色的躯壳里,待机蠢动。
战后,阿尔连采夫“依然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在他面前展示着一片广阔的前景。眼看着就要当上局长,这离部长的职位也就不远了。未来的可能使他兴奋得甚至喘不过气来”。可是,一件败坏道德的私生活案件,使他没有能站稳脚跟,心里虽然“还惋惜着那些未能实现的希望”,却只得“像只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一般”,精疲力尽地离开了莫斯科,把希望寄托在“善于表现自己,善于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再奋斗上。谁料想,这“外省”,这“地方”,并没有给他“预算”中那种“应有的接待”,也没有给他“预算”中那样“一个恰当的职位”,他找过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甚至抬出过很多名人,这位市委书记却“无动于衷”,反而让他去参观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纪念碑。于是,这位野心家“忍无可忍”了,又恰好赶上了国际上反苏反共的嚣张形势,他自以为看准了时机,不声不响地伸出了恶毒的爪牙,施展起腾挪工夫来。一小撮黑暗角落里的爬虫,都被他聚拢在一起了,霎时间就毒化了这个正直城市的气氛。他的通天手腕也曾一时得逞。他全力支持了那个假发明家克鲁季里契,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普拉东从总工长的位置上挤走,安插上叛徒沃罗别内,使厂长契比索夫、州报主编布绥林都受到了处分和警告,冤屈了正直的伊斯克拉。……这一切干得多么阴险、刻毒而又不露痕迹!
然而,所有的野心家的共同的“悲剧”,都在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人民的力量。阿尔连采夫惨淡经营、周密策划的阴谋被彻底揭露了,这只圆滑透顶的魔爪终于当场被抓住了,他没有来得及把他所仇恨的那些正直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厂长契比索夫、工程师卡札柯娃
“研成粉末”,也没有来得及把那些他所谓的占据着“太多位置的叶尔绍夫们”挤出去,而是他自己像垃圾一样被生活的激流清除了——“会议一致通过把阿尔连采夫开除出党。到这时候——看来这是生平第一次——他丧失了平时惊人的自恃力。他露不出往常那种假惺惺的笑容,挺不直狭长的脊背,昂不起气度不凡的白头,再也无法使所有的人流露出惊异、羡慕、钦佩、尊敬的神情目送他向门外走去……”。
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典型性格,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它还是第一次以完整的艺术形象出现。没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没有高度敏锐的生活观察力,是很难把这种性格发掘得如此深刻。
通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斗争,也部分地通过阿尔连采夫这样的典型性格,作者向人们提出了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忠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不仅要善于为远大的目标而斗争,而且要嗅觉敏锐,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和一切阻碍历史进程的败类作斗争。没有远大的目标,人们就不能高瞻远瞩;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捍卫远大的目标,也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说不定还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地在从一切人类渣滓中搜寻反共同盟军。蚊子虽然小,但它的“叮咬会造成疟疾,能叫人打上好几年寒颤”。“百里城池能毁于一根火柴”,这些古老的谚语,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也仍然有其需要认真体味的现实意义。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正是由于太轻视蚊子的叮咬了,终致连自己也受到克鲁季里契这样的流氓的暗算,直到卧病在床,读了“外国修正主义者的‘高论’”,才“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麻痹大意,就会自慰自足,嗅觉不灵,就会给野心家造成空隙;如果羽翼已成,还会给共产主义事业招致极大损害。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生活教训,柯切托夫通过《叶尔绍夫兄弟》所展开的生活斗争,通过他的充满政论热情的笔触,向人们诉说的,正是这样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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