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易俗社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鲁迅和易俗社
孙伏园
今年8月是陕西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一个剧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变迁，存在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在我国戏剧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桩盛事。
我看过易俗社的几场戏，也曾和社内一部分当事人有过接触，在记忆中还留有一定的印象。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作为一个以演地方戏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那还是在1924年7月，鲁迅先生等十多位教授应西北大学的邀请赴西安讲学。当时和鲁迅先生同行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镜凡，南开大学哲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lì］等学者，还有北京京报记者王小隐和我，我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同往西安的。那时，去西安的交通很不方便，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河南陕州，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水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泄千里，航行十分艰险。数日后始到达潼关，进入陕西境界，乃弃舟登陆，改乘汽车西行，当日即到达西安。
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我们久已向往，但在同行人员之中，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古老的名城。我们住在西北大学内。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参观了不少文化古迹，也欣赏了当时在西北享有盛誉的秦腔剧团——陕西易俗社的演出。
陕西易俗社是以一种新型的剧团出现于西北戏曲界，以其组织之严密、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戏驰名。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1925年止，曾在旧教育部担任佥事、科长等职务，他主管社会教育工作
（当时戏剧是在这部门的），对易俗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在旅途中亦曾谈起该社，所以这次来西安讲学，他是很有兴趣要看看易俗社的演出的。
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语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当晚，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上下两本，接连看了两个晚上。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情节很曲折，但日子久了，详情已记不起来了。这个戏的作者是吕南仲先生，他和鲁迅先生与我都是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这位吕南仲先生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当时的主事人，他是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加以多了一层同乡之谊，言谈更为方便，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们看戏时他热情招待，每次看完戏后都要请鲁迅先生和大家谈谈意见。说老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说白还可以听懂六七成；可是鲁迅先生就比我强得多了，他过去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认为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他对易俗社的成就谈得很多，那时我虽然是一个记者，可是对戏剧是外行，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因此没有把鲁迅先生的原话记录成文。否则对了解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戏剧的看法有所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殊觉惋惜。
那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的十二周年，鲁迅先生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我们在易俗社看到一金色褒状，那是1920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易俗社自1912年创办起，即以编演移风易俗的新戏为宗旨，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当时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时，凡外地编演什么新的好的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如果交通不方便，派人去有困难，那末他就要剧团把剧本送到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推广。易俗社自己编演的剧本曾送部很多，因此这个褒状的奖给是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彼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校方招待我们饮汽水、喝啤酒、洋气十足。在那时啤酒汽水都是高贵饮料，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况且那时西安并不生产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千里路以外的京沪运去的，交通极不方便，价格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了。校方以此来招待，未免过于奢侈。鲁迅先生感到当时河南人在陕执政（陕西督军是刘镇华、河南人），所以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傅也是河南人）用钱很方便，请我们去讲学，花这么多钱，毫不在乎；可是有位陕西人李宜之，是水利专家，想给陕西兴办水利、治理黄河之害，而上峰却不拨给经费，鲁迅先生对此颇表不满。讲学结束时，他决意将讲学的酬金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事业之用。临行前，鲁迅先生和我各将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由我亲自携款送去。这也是鲁迅先生“取之于陕，用之于陕”的一片深意。
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瑮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佶等演出精采节目，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由于鲁迅先生和易俗社的朋友们已很熟悉，而大家又都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所以演员们都以兴奋心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演出，并不因为台下观众寥寥而稍现懈怠，这也是易俗社优良的舞台作风。我们同行的其他教授，对易俗社亦颇有好感，王桐龄先生在返京后编著的《陕西旅行记》一书中，对易俗社就有较好的评价。
回京时，在离西安三十余里的草滩，我们就登舟东行，沿渭河一路顺水而下，到陕州换乘火车，较去时便利得多了！
这些事都是三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易俗社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依然存在，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今年是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这在我们国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剧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我把鲁迅先生和易俗社这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回忆出来，作为我向易俗社成立五十年庆的贺礼。
（李哲明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