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的电车工人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大连的电车工人
大连第一线电车每一趟的间隔是四分钟，第二线和第四线是三分钟，而乘客最多的第三线电车，每一趟的间隔却只有两分钟。每个刚从内地来到大连的客人，都感觉到非常方便，高兴得有点惊讶。
电车来得准时而且快，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新鲜事还不止这一桩，在这里，电车上的车务员——司机和售票员里面，有很多都是年青的女孩子，而且她们是胜任愉快的。驻在大连的一位苏联军官莫罗佐夫，他过去是莫斯科城的电车技师，他对于五百一十二号电车上的女司机时月梅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语：“她的技术的熟练和运转的自如，叫我非常惊讶。车起动得非常稳，使乘客丝毫都不颠簸，同时她能特别节约电力……，”大连的电车，也实行包车制，十位车务员，分做三班，专门负责一辆车，在有的车上，你可以看到挂着“模范车”的奖旗。当车开到终点的时候，你又经常可以看到车务员在电车上扫地，或者在擦窗户上的玻璃，一天不知道要自动的打扫多少次。
这说的都是今天的好光景，这个好光景是大连的电车职工们从艰苦的奋斗中得来的。
在大连快解放的时候，电车厂里的资材已经破乱不堪，解放之后许多车开不动，乘电车的人挤得要命，市内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电车厂的袁明朝工友担负起了研究修理电车马达的艰难任务。论文化，袁明朝只念过三年小学，但是他在电车工厂十一年的劳动，给了他创造的本钱。他自己摸索着画好了图，就开始装机器，结果不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有的人就说：“你干不好，别瞎弄了吧。”但是袁明朝丝毫并不灰心，他知道全大连的市民都在望着他，等着他。卷线机最后终于做成功了，解决了修理马达的问题，一辆一辆死了的电车又复活了。出厂的电车从四十辆慢慢增加到了七十辆。
以后他又设计了压线机，从此自己可以压延马达里面的扁铜线了。在解放后短短的四年里面，他先后创造设计了重要机器八件，改造了六件。由于他的特殊工作成绩，他现在升任了电车厂厂长的职务。在日本投降以前，他只是电车厂的一个普通工人。
整个电车厂现在可以用的车辆，已经有一百辆了。有了电车了，但是用电方面当时也还存在困难。
发电厂向大连送的电是交流电，但是电车上用的电是直流电，所以需要经过电车厂的变电所，把三千三百伏特的交流电变作六百伏特的直流电。在变电的时候，需要通过一部最重要的机器，叫水银整流器，水银整流器里需要真空——而且是最高真空，在封口地方不敢让一点空气进去，这就需要靠着很精致的胶皮圈帮忙，而这胶皮圈在日本统治大连的时期也同样得从日本来，在当时——一九四七年，配置胶皮圈就是一个最感困难的问题。当时，二十二岁的配电员姜学礼就下决心自己动手来做。经理把姜学礼叫去，研究了做法以后，勉励他说：“你就做吧！不要怕失败。”
头一次做出的胶皮圈，没有弹力，失败了。第二次做出的胶皮圈都起了蜂子窝，象海绵一样，这怎么能用？胶皮圈上连一个针尖大的小眼都是不许有的。这一次又失败了。姜学礼向胶皮工厂的同志研究作胶皮鞋的道理，晚上自己躺在炕上也仔细地捉摸失败的原因，有时候又想起工人创造世界那句话，……第三次的出品出来了，完全合乎规定的标准。电车用电的危机也就随着胶皮圈的制造成功而消逝了。
二十二岁的小配电员姜学礼说：“从这时候起，研究的心就大了。”他仿造了避雷器，如果买的话得十八万元关东币一台，他设计做的成本只要几千块钱。经过试验，完全合乎标准，他一连做了十八台。到今年夏天，他又设计做成了玻璃整流器——这是大的水银整流器上必需有的一种附属品，在引火的时候是少不了它的。变电所里只剩下两个了，说不定那一天坏掉，那就又是严重的问题。当时曾经准备用二十万元关东币去购买，但是买不到。现在姜学礼设计好了，做一台只要三四千块钱。
姜学礼的工龄只不过短短的三年，他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长成为一个青年技术人员。至于他的技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长春电车工厂的水银整流器坏了很久修不好，影响了送电，影响了电车的出车数量。长春向大连方面伸出了手，请求技术上的支援，大连交通公司派出了姜学礼去学习、研究，预定三个月回来。姜学礼现在已经回到大连了，带回了长春电车工厂经理石智给大连交通公司吴元恺经理的一封信，信里有这样几句话：“我们的水银整流器已经坏了四个多月，未能修好，而姜同志来不到十天即修好送电，能保证六十台电车的运输，我们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在信里还特别说到：“我代表我厂全体职工向你们和姜同志致谢。”当这位年青的青年团员离开长春的那一天，长春电车厂石厂长和全厂四十多个青年团员都一齐赶到车站去热烈的欢送他。
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条件下，大连电车部门的职工就是这样用他们的智慧、勤劳，终于战胜了封锁，解决了器材方面的困难。
　　　　　　　　　　　　　　　　　　　　（新华广播稿）